古语有云：“太岁当头坐，无喜恐有祸”，讲的是到自己的生肖本命年时，皆会遇到所谓的“岁冲”（又称坐太岁）或“犯太岁”（正冲），加上另外两个生肖会有“岁破”（正冲太岁、偏冲太岁），也就是每年会有3个生肖属相受到“太岁星”的冲克，必须要在农历正月十五以前到庙里“安奉太岁”、祈求太岁星君庇佑，以免灾祸降临。
然而，“太岁”究竟是什么？照理说“本命年”鸿运当头，怎么又会“犯太岁”呢？这一切都要从太岁信仰讲起。
民间传说“太岁”为凶星，起源自木星（又名岁星），又有称主四季寒暑或十二时辰之神为“太岁”的说法。
中国古代相信“天人感应”，透过对日月星辰的观察，认为星体的光晕亮度改变、日月蚀，以及星体的排列方式与运行方向都是事情发生的征兆，对应到人世间的吉凶祸福，逐渐衍生为对星辰的信仰，并加以神格化，岁星亦在其中。
然而，太岁起源的确切时间点已经难以考据，但从相关的文献记载中可以略知一二。《礼记•月令》：“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东汉经学家郑玄注称：“《王居明堂位礼》曰：‘出五里迎岁’，盖殷礼也”。虽然无法确定东汉学者所言是否正确，但保守估计太岁信仰大概可以追溯至西周时期。
根据出土于陕西临潼的西周青铜器“利簋”上铭文记曰：“珷征商，隹甲子朝，岁鼎克昏夙又商”。“珷”指西周武王，于伐商牧野之战的甲子日这天，因岁星当位而战胜告捷，后世的《国语》、《荀子》、《史记》等典籍都有记载“避岁”一事（攻打岁当之国必败），对于先秦两汉的军事决策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不过此时仍然将太岁和岁星混为一谈，到了战国时代晚期才逐渐将太岁取代岁星，从“避岁星”变成“避太岁”；至汉武帝时太岁才从岁星的观念中分化出来取得独立。
简单来说，岁星就是主祸福吉凶的星辰。
除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上的星辰，其实“太岁”离中国人并不遥远。
以宋代话本《大宋宣和遗事》为基础，所发展出的章回小说、又被誉为中国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书中记述阮氏三雄的老大阮小二，除了后来出任梁山泊东南水寨水军头领、在天罡星中座次为第27的“天剑星”，其江湖浑号“立地太岁”，代表此人凶悍无比，平常人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惹不起，如同地面上的“太岁星”。
再如成书于明代的神魔章回小说《封神演义》，书中记载姜子牙辅佐周武王姬发灭商之后，奉太上老君与原始天尊敕令前往封神台策封众神，其中商纣王之长子、商朝太子殷郊被封为“值年岁君太岁之神”；降周阵亡的原商朝上大夫杨任被封为“甲子太岁之神”，所属部下又有10位“值日众星”，如增福神韩毒龙、损福神薛恶虎，任务除了“循周天星宿度数”，亦有“察人间过往愆由”，意即考察人世间的过失与罪过，掌管吉凶祸福，这也代表了明代民间已将“太岁”视为神界对人界的监察神，并与运势相挂勾。然而，《封神演义》中记载的“太岁部神”总计只有12位，与后来依“六十甲子”衍生出的60位值年“太岁星君”，总数上仍有差距。
中国传统以农立国，向来相当注重春耕时节以求秋季丰收，若农产歉收，将有可能影响政权的稳固，所以如明清时期帝王每年仲春亥日便会至先农坛祭祀并亲耕（又称藉田），表示皇家对农业的重视。清代时更将春耕礼时用的土牛、祭祀对象芒神（春神）和太岁等三者吉神合而为一，位于今北京市西城区的先农坛中就设有太岁殿，代表太岁与春天祭祀农神的直接关系。此外，北京白云观更奉祀有“六十元辰神”。随着中国结束帝制，帝王立春祭土牛、太岁等吉神的仪式成为历史，当太岁信仰再次复兴时，却将太岁视为凶神、认为不可冲犯太岁。
事实上，在清代之前并无“安太岁”的说法或仪式，研究者认为，在意义上与“安太岁”最相近的，乃是北京地区独特的“顺星”习俗（又称祭星或祭顺星），于农历正月初八至白云观祭祀岁星，向本命星祈求未来一整年的庇佑。
追本溯源，相传金章宗为了替重病的母亲瑞圣皇太后祈福，于皇太后的本命年、本命日的正月初八、丁卯日祭祀本命元辰神，后来皇太后康复，金章宗便敕建“十方天长观”（白云观前身），主祀丁卯年元辰神，陪祀其余59尊元辰神。到了清初重建白云观时，不再奉祀六十元辰神，取而代之的是六十太岁神，遂成为定制。
无论“太岁”或吉或凶，总的来说，于农历正月期间祈求新的一年得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个人平安健康顺心，不要过度迷信，理解“安太岁”实为老百姓趋吉避凶的心理，也就不足为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