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有些读者会说，当初梅兰芳喜得贵子时，鲁迅也没有去道贺呀。是没有去，但其一，鲁迅比梅兰芳大13岁，是长者，按礼节可以不去；其次，鲁迅平生最不喜欢凑热闹，像这种给人捧场，或者吃高价饭的活动，他向来是拒绝参加的，对梅兰芳也不例外；还有，最重要的是，中国向来讲究死者为大，即便生前同自己有矛盾的人，如果对方去世了，还是要去表示一下哀悼的，这都是人之常情，况且是一个被誉为“民族魂”的文化界巨人。因此梅兰芳回避鲁迅的葬礼是真的不应该，未免让人觉得太小家子气了。

关于鲁迅同梅兰芳之间的“过节”或者“恩怨”还有。1933年，英国著名剧作家、诺奖得主萧伯纳到中国来访。他在上海期间，受到中国戏剧界和文艺界的广泛关注。当时，在宋庆龄为萧伯纳举办的欢迎会上，戏剧大师梅兰芳和文学大师鲁迅共同出现，但二人却形同陌路，并未打招呼。

后来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信中提到此事：“他（萧伯纳）与梅兰芳问答时，我是看见的，问尖而答愚，似乎不足艳称。不过中国多梅毒，其称之亦无足怪。”这里，鲁迅居然用了“梅毒”一词。

做为一个文化斗士，鲁迅先生向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多采取批判态度，这在那个时代是应该理解的，没有批判，就没有创新，哪来的新文化运动？鲁迅不只是批梅兰芳，那时候的文化界名人，鲁迅哪个没批过？对有些人，比如梁实秋、陈西莹、郭沫若等，都是骂得“狗血淋头”，相当激烈的；相对梅兰芳来说，简直谈不上批判，只是一些小小的批评或者嘲讽罢了。

再说，从个人爱好上，鲁迅也不喜欢京剧，哪怕它是国粹。在其小说《社戏》里，鲁迅就曾对此有过描述，他说他就看过两次京剧，印象都不好。在《社戏》里，他说戏台上“一大班人乱打，两三个人互打，从9点多到10点，从10点到11点，从11点到11点半，从11点半到12点……”总之，是枯燥无味。

说真的，笔者也有这种倾向。中国四大剧种里，豫剧或者黄梅戏比较有生活气息，烟火味重，表现题材也广泛，因此在民间极为流行。它们的唱法也多种多样，摇曳多姿，当然也缺乏规范，太过随意。相对来说，京剧和越剧就正规得多，其唱法、动作等都十分严谨，讲究字正腔圆，唱词也优雅，内容也严肃，但也显得过于拘谨，拿鲁迅的话叫“死板板，矜持得可怜”。因此在民间，北京的京剧或者上海的越剧，是比不上河南豫剧或者安徽黄梅戏的人气的。当然这些看法，如果梅先生还在世，他大概率也不服气。

其实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有不少文化斗士对京剧都没有什么好评，比如刘半农、田汉、郑振铎等。当年梅兰芳要去苏联演出的时候，田汉曾在其《中国旧戏与梅兰芳的再批判》一文中如此说：

“在所谓‘名流’和‘高等华人’以及没落的小市民层中间获得甚大的声誉，而在革命的知识阶层，他的名字则成为笑骂攻击的对象。”

1929年1月15日，郑振铎在其主编的《文学周刊》上，用了整整一期，共十几篇文章对梅兰芳进行了集中“轰炸”。其中有《打倒男扮女装的旦角》《反常社会的产物》《倒梅运动之先决问题》等，这些文章一看标题就很有火药味。而郑振铎本人也以“西源”为笔名亲自写了两篇批判文章，如《没落中的皮黄剧》等。

总之，在那个战斗性的年代，鲁迅批梅兰芳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不过这也导致两人的长期恩怨。1949年以后，梅兰芳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那时，每年都要举行鲁迅诞辰或者逝世的纪念活动，梅兰芳做为文联领导，不是借故缺席，就是在会上保持沉默，从不发言。

梅兰芳和鲁迅夫人许广平同是全国政协委员，他们经常在一起开会、聚餐、合影，但两人从不交谈，从不交往。

鲁迅的时代过去了。如今，敢于炮轰文艺界大佬的批评家很难见到了。在艺坛到处都是小鲜肉的时代，真正的男子汉是不是少了？而像李玉刚这样步梅兰芳后尘的“反串”明星似乎越来越多了。比如在一个著名电视娱乐节目中，连续出现了好几个男人反串女性的场景，连主持人都无语了。后来出现了一个真正女人演女人的，主持人居然惊呼：终于见到一个真女人了！

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反串，做为一种艺术形式，无可厚非，但决不可成为一种潮流。毕竟，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是小概率事件，让女人归女人，让男人归男人，才是常理。舞台上应如此，现实中更应该如此。是时候呼唤鲁迅回来了！

（文/说历史的女人·濯雪）

参考资料：《梅兰芳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