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作家宗璞（原名冯钟璞，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女儿）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抗战全面爆发后宗璞随父亲赴昆明就读西南联大附属中学，到1945年才返回北平）和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的生活为背景创作了多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该小说生动地刻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将那个时代读书人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国家民族的大爱、对入侵之敌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些宏大的场面令读者不得不去关注这个内迁西南大后方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女性。她们在战争与迁徙的漩涡中到底经历了什么？这些经历对她们的人生、性格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1937年9月25日，林徽因、梁思成自塘沽乘船南下，同行有闻一多、朱自清、金岳霖等清华、北大教授。他们先水路至青岛、再经济南、郑州、汉口，一路“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方至长沙”。1937年10月，宋美龄的秘书钱用和与伤兵医院院长陈侃言的夫人子女结伴而行，先搭卡车到下关轮埠，又乘坐火车从南京历时近四个小时到镇江，接下来又从镇江乘轮船经三日夜到达汉口。后“渡江至武昌车站，等候交涉，挂车到长沙。坐入车厢，既无灯火，又乏座位”。哪知在行车中“大批军队上来”，赶她们下车。钱女士后乘晚上的火车抵达长沙，但长沙到昆明的车票很难购得，她又随教育部回汉口、乘轮船到达宜昌后到重庆。一路磨难，方抵重庆。1938年暑热之时，冰心一家也开始南下。他们先赴天津，从津乘船到香港，后绕道越南北部沿海城市海防，再乘火车入滇，到达昆明时已是1938年9月。1938年当西南联大文法学院的师生到达昆明时，闻一多的夫人高孝贞携五个子女连同女佣与闻一多之弟闻家驷一家，在炮火硝烟中才刚刚离开武昌，经长沙至香港转越南海防，艰难地奔向昆明。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著名演员王人美和丈夫金焰从香港行五百多里经玉林、过柳州后抵达桂林。1942年3月，护理教育家，曾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护士学校校长的聂毓禅一行人也被裹挟在西迁的洪流中。为避开日军的封锁和炮火，他们从北平出发经河南郑州、洛阳，然后从陕西进入四川。从郑州往南，是日本军队和国民政府都不管的真空地带，土匪和盗贼横行。为了安全，聂毓禅一行人只好选择崎岖的小路，每到一处还要为联系交通工具和寻找食宿而四处奔波。

战乱使得迁移成了很多人的生活常态，知识女性也无例外。1940年冬，教育部下令中研院、史语所、社会所、中央博物院从昆明迁往四川宜宾的李庄，这几个部门工作人员和家属坐带篷卡车分批从昆明出发。临行前梁思成因患破伤风被迫留下治疗。林徽因只身带领全家同大队人马一起走，这已是她战时的第三次迁徙了。林徽因坐在行李卷上颠簸了两个星期，冒着寒风苦雨，将母亲和两个孩子带到人地两生的李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妻子，曾担任中国第一所“崇实女子中学”校长的杨步伟1937年先从南京到长沙和赵元任汇合。后长沙危急，他们又被迫从长沙迁徙到昆明。

颠沛流离的内迁路上，对知识女性威胁最大的是战火。1937年南京沦陷后一名叫杨先知的姑娘从安徽逃亡到了武汉，第二年年初加入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日军攻入武汉时，杨先知和400个受训团员从武汉步行去重庆。每天日本飞机都对挤满难民的主干道进行狂轰滥炸。由于受训队伍庞大，很容易成为日机轰炸的目标，于是她们日夜颠倒晚上赶路，白天休息。在没有月光的夜晚和没有任何照明设施的情况下，她们只能靠拉着前面人的衣角来确保不会掉队。尽管如此她们还会时不时踩到死人的尸体或在道路上睡觉的难民。到达宜昌时，日军白天的轰炸相当猛烈，队员们只好躲在长江沿岸的悬崖下面，待夜幕降临再进城。1942年春，聂毓禅乘坐的火车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因战火火车只能夜间出发。为了不暴露目标，车内灯火全熄，车厢内安静至极。1941年，燕京大学学生张澍志带着17岁的妹妹和4个女同学想在河南新乡穿过日寇封锁区，突遇一伙土匪，将她们的钱洗劫一空。惊魂未定之际，又忽听到有人大呼，“鬼子来了！”她立即拉着妹妹跃墙而逃。她们脚跟尚未站稳，便赫然见着对面站着一排凶神恶煞的日本士兵。日本士兵拔出军刀押解着她们向田野走去。就在这时，对面坡上抗日军队的枪声骤然响起，日军忙于应战，她们才逃出来继续西进。

“大战之后便是凶年”。霍乱、痢疾、疟疾、鼠疫等疾病也成为另一个看不见的战争魔鬼，吞噬着逃难人群的躯体。1942年6月，陈纳德的夫人陈香梅离开香港，开始逃亡生活。逃亡的第八天她就病了，发烧头痛、时冷时热、浑身发抖。过了两天，她又得了痢疾，整个人都瘫了，根本无法前行。竺可桢的妻子张侠魂在跟随浙江大学的内迁过程中身患痢疾，本不是大病，因当时医疗条件太差，张不幸逝世。女性自身体弱多病，长途跋涉更让她们无法承受。在赴昆明途中，当林徽因一行人到达湘黔交界处的晃县时，林梁二人抱着孩子沿街找旅店。林徽因不停咳嗽，步履维艰。但是他们走完了几条街巷，也没有找到一个床位。林徽因打起了寒战，随便进了一个旅馆，再也走不动了。

战争造成的社会动荡和家庭瓦解也会让迁移中的女性身体受到侵犯，存在战时性别危机的风险。李丹柯访谈的刘群英同她母亲和弟弟逃离武汉时年仅17岁，她当时是一位有理想有希望的花样年华高中女生。可是战争残酷的现实底击碎了她的一切。女性身体在迁移中被长途跋涉和病痛折磨、被异性侵犯、被当作生存机器而又无力抗拒和逃避，这种被遮蔽的巨大痛苦使得战争的“悲剧性”愈加深刻。

在内迁过程中，恶劣的居住环境也让她们终生难忘。著名作家韩素音描述了她们曾住过的一家旅馆，“房间又小又脏，衣橱倒挺大。衣橱后面立着一只上了棕色釉彩的陶罐，带有木盖，这便是厕所了。床上有一床脏兮兮的粉红色的被子，还有一挂粗厚的蚊帐，我们拎起蚊帐抖落灰尘的时候，蚊子哼唱着从褶缝中飞出。”虱子臭虫更是令她们苦不堪言。陈香梅回忆说，“走了近一天的路后，累得有气无力，只想蒙头大睡。不料人还未躺下便觉一身奇痒难忍，揭开那张半灰白的床单一看，全木板上尽是千千万万只虱子在爬动，用手一抹，全是血迹，这些虱子不知已吸饱了多少男人的鲜血。”1937年，上海光华大学文理学院教育系毕业的黄哲渊也被虱子咬得满身都起了可怕得疤痕，痒不可耐。1943年11月，范小梵与好友抵达昆明吴井桥时找到了一家旅馆住宿，但她们因无以数计的臭虫无法安睡眠，不得已和臭虫苦战一夜。

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大片国土沦陷，广大民众被迫走上背井离乡之路。在烽烟弥漫的战时，有很多知识女性为了躲避战火和不做沦陷区的亡国奴，或跟随机构团体、亲戚朋友或只身一人乘坐火车、轮船等交通工具，甚至徒步从中国的不同地方历经坎坷走到了西南大后方。通过知识女性的经历以及自述一方面可以看到女性在逃亡路上的艰辛，另一方面亦可将其羸弱的身体在战争面前所爆发的惊人毅力展现在世人面前。知识女性在颠沛流离的迁移中砥砺出的不屈不挠的钢铁意志，在精神上提升了整个民族抗战的力量。（王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