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上海武康路和湖南路交界的拐角处，街角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而一旁草木缤纷的小楼却安静得容易让人忽略，这栋小楼正是巴金先生居住最长久的居所。1955年，巴金51岁时和家人从淮海路霞飞坊迁到武康路113号，在这里整整生活了50年。

正如翻译家杨苡先生在《坚强的人——访问巴金》中写道：“这是一个荡漾着春天的气息的夜晚，虽有一点微风，却并不使人感到春寒料峭。”“这是上海一条幽静的街道，巴金庭院里那棵棕榈树，扇扇大叶向墙外探身，似乎在欢迎我。”很多人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推开这扇大门的。

巴金故居是一套独立式的花园住宅，包括一座主楼、南北两侧辅楼和一个花园，总占地面积1400平方米。主楼是1923年建成的假三层花园洋房，灰色鹅卵石的外墙，在绿树掩映中尽显静谧古典韵味。1955年巴金先生刚搬进来时亲手种下两株广玉兰，其中一株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一栋三层小楼，一个四方后院，见证了巴金后半辈子的写作生涯。写作空间与生活空间重叠交融，是巴金故居的一大特点。这里陈列的既有他的笔、手稿、名著，有他欣赏过的《关汉卿》《祥林嫂》和《娜拉》的戏单，有俄罗斯雕塑家谢里汉诺夫为他雕刻的塑像，也有历年获得的国内外奖状、奖章、绶带。

名人故居的原物储藏也体现了故居的价值。目前，巴金故居中收藏的文献资料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延续至21世纪，是中国现代文学半个多世纪的见证。一楼是客厅、餐厅和“阳光房”，留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学不同时期的记忆。一楼客厅曾经接待过众多中外宾客，也是朋友聚会畅谈的场所。这里留下了曹禺、沈从文、师陀、唐弢、孔罗荪、辛笛、王西彦、柯灵、张乐平等许多文化前辈的足迹。巴老获苏联“人民友谊勋章”和意大利“但丁国际奖”的颁奖仪式就在客厅举行。巴老喜欢收藏，客厅的柜子里放着他从世界各地带回的纪念品，壁炉上高挂的林风眠创作并赠送给巴老的《鹭鸶图》默默讲述二人的珍贵友谊。巴金故居不但有着巴金的身影，还可以看出女主人萧珊的审美及情趣。如今在屋内保存完好的钢琴的购琴资金就来自于萧珊翻译的第一部俄国小说《阿细亚》的稿费。故居里有过笑声，有过泪水，也有过萧珊的琴声。

顺着楼梯拾级而上，二楼是书房和卧室。主要用品和家具均为原物，并按原样布置。“阳光房”启用之前，二楼书房是巴金的主要工作区域，这里诞生了大量作品，也见证了他与曹禺的文坛佳话。曹禺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写出了剧本《雷雨》。而《雷雨》当年就是投递到了《文学季刊》，由巴金先生拍板发表。不仅如此，曹禺在1949年前出版的几乎所有剧本都是经过巴金先生的亲自编辑和校对送到读者手中的。无独有偶，曹禺也改编过巴金最著名的小说《家》，两人的交往高山流水，称得上是文学上的知音。曹禺离开上海之前，将一个边柜赠予巴金，这只柜子一直保存于巴金先生的书房中。

书房隔壁是巴金的卧室，完整保存着巴老生前起居的状态。他与夫人萧珊相濡以沫的爱情，在这些家居陈列中表露无遗。二楼卧室里至今摆放着萧珊的遗像。1972年，妻子萧珊去世，巴金心境灰暗，翻译工作成了带他走出精神困境的重要寄托。他重新翻译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处女地》，又翻译了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在文学中度过暗夜，奔向黎明。

书是巴金的最爱，整个故居可谓“无处不是书”。除了主楼，北辅楼下的车库和南辅楼都曾是他的藏书室。现在一楼、二楼的书柜里还有不少书，包括他曾使用过的许多中外工具书——大英辞典、牛津辞典、汉法词典、俄汉成语小词典等。

对作家而言，书桌是最重要的家具。在巴金故居，我们可以看到六七张书桌，有的放在书房，有的搁在卧室，还有缝纫机改成的“书桌”，以及轮椅上一块用来写字的木板。晚年的巴金就是在缝纫机和轮椅上写下了许多篇章。可以想象他如何弯着腰，弓着背，眯着眼，颤着手，吃力地写下一个又一个字。而巴老之所以能写到95岁，是因为他时刻怀着一个作家的责任感，怀着对国家和人民的满腔热忱。在巴金看来，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他曾说：我们的新文学是散播火种的文学，我从它得到温暖，也把火种传给别人。

故居读者服务部门前的“巴老手模”吸引了众多参观者。手掌看起来稍小，因为制印手模时巴老已因年迈病痛手掌萎缩。参观者们在此与巴老掌掌相抚，心心相印，感受巴老强大的精神力量。步出小楼来到后院，沿着巴老曾经走过的院内方形小道，徜徉在水杉树下。“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曾经这样形容自己的“世纪老人”巴金于2005年10月17日去世，“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这是他对人世间最后的眷恋。今天，在他的故居，感觉他还会回来，还会像墙上他那幅大照片一样，一边快活地笑着一边大声对萧珊说：“让我们再活一次，再写一写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