蝙蝠，一个长相奇丑、全身携带数百种病毒的飞行物种，在西方被视为邪恶的象征，常常与“恶魔”、“吸血鬼”等联系在一起。然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它却是吉祥的符号，是福运的象征，一直以来颇受人们喜爱。所以无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无论在传统物器还是在传统建筑上，到处可见大量的蝙蝠图案。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竟能够让中国古代先民把这个“移动毒物”捧上“神坛”且历代一直将其奉为祥瑞之兽呢？这一切皆要从中国的谐音文化说起。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善于玩谐音梗，从古代的诗词歌赋、对联、俗语到今天的广告语、网络段子，从古韵十足的地方方言到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谐音现象无处不在。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谐音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其形成自然与本民族背后的性格特征、文化底蕴息息相关。

1、中庸含蓄的民族特性

《中庸》里面讲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人有了喜怒哀乐等情绪不要随意表露出来，就算表露出来也要适当地调节控制，不能因情绪冲动而失了礼节，这便是中庸和谐之道。由于受到儒家哲学的影响，中庸和谐之道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视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传统的主流思想。在此种思想环境的长期熏陶浸润下，中华民族也逐渐形成了温婉含蓄、深沉内敛的性格。所以人们在说话或写文章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情感时往往不会直截了当地表述出来，而是选择较为曲折婉转的方式，使对方心领神会。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经常喜欢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原因。

而汉语谐音的使用，恰好能委婉而深刻地传递出人们内心真实的想法与情感，并且还可体会到汉语那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境，所以它便成了人们在语言表达中的一个绝佳选择。

在古诗词中，诗人就非常喜欢用“柳”这种物象来描写离别场景，如王维《送元二使安西》里的“客舍青青柳色新”，柳永《雨霖铃》里的“杨柳岸，晓风残月”等，还有折柳枝赠离人的习惯。这是因为“柳”为“留”的谐音，诗人借之来含蓄表达自己内心的不舍与惜别之情，将那些说不出口的话语与情意全都寄托在那随风摇摆的柳枝里，意境悠长而深刻。

而在中国的传统婚礼中，人们总喜欢在结婚当天往新郎与新娘的婚床上摆放红枣、花生、桂圆、莲子这四种食物，原因就是这四种食物的名字连起来读与“早生贵子”谐音，此种方式既含蓄表达了大家对新人的美好祝福，也暗含了家中长辈对他们繁衍下一代的殷切期盼。

2、趋吉避凶的民族心理

求吉利避凶灾是中国人传统的社会心理，而最能体现这一心理的莫过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待数字的态度了。在0到10中，6、8、9这三个数字无疑是最受欢迎的，因为“6”与“溜”谐音，有顺溜之意，其次汉语中还有“六六大顺”这个寓意顺利吉祥的成语，于是“6”便成了汉文化中代表顺利、好运的数字；而8和9则谐音“发”、“久”，代表发财和长久之意。为了凸显其寓意，人们还特别喜欢用“666”、“888”、“999”这样的组合。相反，像“4”一类的数字因与“死”谐音，人们总是避之唯恐不及，在一些饭店、宾馆楼层当中，由于考虑到顾客的心理需求，“4”字大多数时候都被会隐去用其他数字代替或者直接跳过。

此种心理背后反映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中国人总是习惯于为一些平凡普通的事物添上吉祥好运的色彩，以寄托自己心中美好的愿望、憧憬，同时又有意识地躲避因言语产生的对不祥意义的联想，借此来获得心理上的慰藉。

谐音文化就是在此种民族文化氛围下形成的，并逐渐丰富发展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福”是人们一切美好的想法，是生活的理想目标。从过去的福气、福运到今天的幸福，数千年来中国人从未停止过求“福”的脚步，“福”文化也早已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血液当中。

然而“福”毕竟是一种抽象的思想概念，“福”具体是什么，许多时候人们都说不清道不明。所以它便需要一种载体，一个人人可观的象征符号来传递这种抽象的概念。而因为谐音关系，蝙蝠这种似鼠似鸟又非鼠非鸟的神秘飞行之物便成为了“福”的标志。把“福”字所蕴含的意义——福气、吉祥等通过“蝙蝠”这种客观存在的事物外化出来，瞬间就拉近了民众与“福”的距离，让人们真实地感受到福就在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