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看到的《史记》，从黄帝开头，到汉武帝晚期结束。（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12月19日《南方周末》）

在司马迁记忆里，父亲教育自己的时候，喜欢引用孔子之道、强调《春秋》大义，黄老清静什么的就提得少了

日常生活中见到的父母与小孩，一个印象是智商往往遗传，情商往往不遗传。想想也很合理，所谓情商，常不过是精于人情世故，父母处理得太好，孩子也许就得不到磨炼的机会。

读《史记·太史公自序》，觉得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司马谈，大概也算个例子。

司马谈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他写过一篇《论六家要旨》，把先秦诸子纷繁复杂的学说，归结梳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大流派，堪称既体大思精，又言简意赅。司马谈对每个流派都作了褒贬，而独独推重道德家，认为它兼有各家之长而没有各家之短。

但这里有个问题：司马谈的这种观点，从西汉初年直到汉武帝初期，都是汉朝的主流意识形态，他可以说阐释得格外到位。但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就成了一种过时的观点。

《论六家要旨》应该是司马谈早年的作品，在儿子司马迁的记忆里，父亲教育自己的时候，喜欢引用孔子之道，喜欢强调《春秋》大义，黄老清静什么的，就提得少了。

汉武帝最为重视封禅大典，而封禅这件事，无疑属于司马谈嘲讽过的“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儒家弊端，和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原则正相违背。但司马谈绝没有反对封禅，恰恰相反，具体应该怎么封禅，相关方案的拟定，不少司马谈都是参与的，后来他没能参加那个典礼，还遗憾得不得了。

显然，司马谈迅速跟上了形势。

所以，虽然太史令只是很小的官，但司马谈颇得汉武帝赏识，也就可以为儿子创造很多便利。

比如说，司马迁二十岁的时候壮游，足迹踏遍了汉朝的大半壁江山，这些实地考察，对后来写《史记》，自然帮助极大。于是有个问题，这一次司马迁是公费还是自费？

古代出门旅行是一笔巨额开支，而且自费远行，途中注定会有极多风险，碰到官府盘查，还有诸多不便。但司马迁这次出门，是“使乘传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即坐着政府的公车，搜集散落在天下各地的历史书。

太史令的官名中虽然带个“史”字，但本职工作是看星星算历法，并不包含撰写历史书。看来，司马谈是把个人要修史的冲动，变成了国家级的文化工程的一部分，为儿子要来了这笔经费。

后来，司马迁做了“郎中”，即九卿第二个部门郎中令里的一个小官。

郎官照例由高干子弟或富家子弟充任。此外的途径有：在边境上建立军功，这个司马迁显然不符合；或者是先得到家乡父老的好评，被推荐为博士弟子，学习一年后通过考试名列前茅，就可以成为郎官。但司马迁“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在家乡简直被视为不良少年，第一关就过不了。

所以，还是要靠父亲为儿子铺路。司马迁自己交待，能够走上仕途，是“赖先人之绪业”，靠的是父亲的力量。本来，要二千石的高官，才有资格让子弟充任郎官。太史令不过六百石，竟也享受了这个待遇，无疑就是汉武帝对司马谈有特别的青睐，愿意为他开方便之门了。——司马迁和家乡父老关系是很不好的，描述被宫刑之后的痛苦，还特别强调一句“重为乡党戮笑”，从父老的角度想也不奇怪：我们不推荐的人，你爸帮你走后门弄了个官，结果你倒霉了，不正好证明我们有眼光吗？

我们今天看到的《史记》，从黄帝开头，到汉武帝晚期结束。但《太史公自序》里明明有句话：“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陶唐就是尧，麟止是说，到汉武帝获得麒麟那一年，书就结束了，那还是汉武帝前期的事。

有人猜测，这是司马谈写作的原计划，后来儿子超纲了。而这个计划，是非常正能量的：从尧舜开始，因为古老的《尚书》就是从尧舜开始的；到今皇帝获得一只麒麟结束，孔子亲自修订的《春秋》，就结束于发现一只麒麟。但又有明显的不同：麒麟是瑞兽，本不该在春秋那个乱世出现，所以只能死于卑贱的樵夫之手，导致孔子伤心而绝笔。而当今是一个政通人和的盛世，麒麟出现正当其时，所以可以荣幸地被皇帝用来献给上天，史书到这里结束，是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作者系大学教师、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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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