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王以哲在“剿共”过程中，只是远远追而不击，并未出力，一方面是因为他效忠的是张学良，因此对蒋介石的命令不置可否；

另一方面因为他也不想做“亲者痛仇者快”之事把枪口对向自己的同胞。

最重要的是在初交锋之后，他意识到中共军队十分犀利与顽强，并不好惹。

当然从大局上来说，追而不击，这也是当时张学良对东北军暗中授意之事，因为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蒋介石这是打着一石三鸟之计，既想要打击中共军队，又想削减东北军实力，同时还想着让地方军阀在乱战中实力得到锐减。

一边是日本铁蹄在残忍地屠*东北人民大仇未报，另一边却手足相残打得热火朝天。

军人不能*敌报国，或如他人牵线木偶，这注定是极悲哀之事。

此时憋在张学良与王以哲心间的一口怨气，久久难以吐纳出去。

重要的转折点还是在1935年11月，因为在这时我党为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派出了共产党人孙达生与高崇明与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接触，希望通过他的关系，劝说张学良放弃拥蒋内战，枪口一致对外。

王以哲的中间作用，促成了1936年*与张学良的肤施会谈，为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

肤施会谈之后，张学良代表东北军与中共达成协议，双方将尽可能避免战斗不再对抗，同时将由张学良出面，争取蒋介石抗日。

与此同时，此后东北军对我中共部队的帮助与扶持，也是不遗余力的，比如面对国民党对我军的围剿。

东北军不仅暗中与我共享情报，有一次当王以哲知道红军处境困难时，还以调用给六十七军使用的名义，暗中送给红军2000支枪和10万元钞票。

此外在执行蒋介石的“剿共”命令上，王以哲也是一概能拖就拖，能不打就不打，即使迫不得已非打不可，也是朝天放枪。

蒋介石心知肚明，但无可奈何，一直对他记恨不已。

1936年12月8日，一件事打乱了东北军的部署。

在这天，蒋介石特意找到王以哲训示道：“你们六十七军的电台一直与中共秘密联系，别以为我不知道！”

此事一暴露，非同凡响，王以哲马上紧急面禀张学良，劝他为了东北军与国家民族的未来计，早下决定。

其实，当时张学良早已经在我党的努力下，生出了与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将军一起逼蒋抗日之心，只是此事终究没有一个合适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