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白马塔
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著名铜奔马和铜车马仪仗队群雕
河西历史上向为关中、中原的门户和中原王朝势力强盛之时向西发展的重要根据地，或名之曰中原王朝向西伸出的“右臂”。河西可谓我国西部的“命门”所在，汉、魏、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都把河西作为整个西北地区的战略支撑点。占领河西走廊，就可以割断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游牧民族的联系，并进而向西控制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域。因而河西历来就为中原王朝与一些民族政权相互争夺的重要战场，具有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明末清初著名舆地学家顾祖禹云：“昔人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
从防守方面看，河西历来就是中原王朝的西北边防要地。汉唐建都长安，为了解除从西、北方向而来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经略河西是必不可少的选择。汉武帝开发河西就是为了断匈奴右臂、隔绝羌匈，消除西北边地的威胁。唐代前期“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同样也是为了抵御吐蕃、突厥、吐谷浑的*扰，以确保关陇腹心地区的安全。当时军事中心已西移至天山南北路，但河西仍是防戍重地。从进取方面讲，有了河西就可以西控西域，北征漠北，大扬国威。反之当中原王朝衰落时河西往往易手，手臂被斫，中原腹地也就暴露在游牧民族政权的直接威胁之下。河西的得失与中原王朝的命运可谓息息相关。
正由于如此，历代中央王朝大都十分重视对河西的开拓经营，重视对稳固的河西根据地的建设：修长城，列亭障，筑关塞，屯兵戍守，徙民实边，广置屯田，大兴农牧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兄弟民族的茶马贸易，这对于河西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祁连山 脱兴福
中西方文化交流交融的创新高地
河西走廊对于我国和世界历史的作用及贡献还不仅仅体现在“通道”上，河西走廊还是中西文化交流、整合、交融及其创生衍化和发展嬗变的加工场、孵化器和大舞台，是文化创新的高地。
作为丝绸路上的“黄金路段”，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内地后，大多首先要通过河西走廊进行中国本土化的过程，或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交流、整合后再继续东传。同样中原文化向西传播亦是经过河西发生文化的交流交融。河西走廊在整合文化资源、创新文化智慧方面有着独具特色的优势。
佛教文化与西方歌舞艺术的传播就是如此。作为外来宗教，佛教欲在中华故土上传播发展，欲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必须要适应中国原有的文化氛围，适应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与审美意识，运用中国的话语表达方式，这就首先需要进行一番“中国化”的改造与更新过程。史实表明，河西作为佛教进入我国内地的第一站，率先在敦煌、凉州形成了佛经翻译、传播中心，率先成为佛教“中国化”的创新之地。据《高僧传》卷一记载，被誉为“敦煌菩萨”的月氏高僧竺法护，率领一批弟子率先在敦煌组织了译场，“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身写译，劳不告倦。法经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功也。”竺法护被认为是当时最博学的佛教学者，是佛教东渐时期伟大的佛经翻译家，开创了大乘佛教中国化的新局面，奠定了汉传佛教信仰的基本特色。正是由于竺法护开创性的贡献，使敦煌实际上成为大乘佛教的发祥地。
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其艺术形象源自印度，是佛教天国中的香神和音神，即专司香花和音乐的佛教专职神灵，莫高窟中的飞天多达6000余身。飞天形象传入敦煌后，经不断地交融发展、艺术创新，完全摆脱了印度石雕飞天原有的样式，以全新面貌展现于世人面前，美不胜收，与印度的石雕飞天已非同日而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