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大副和二副在指挥时对“女士和儿童优先”的理解差异，导致左右舷的男性面临逃生的概率大不相同。

除了大副和二副在指挥时的差异性不同之外，舱位的不同也决定了幸存概率的不同，其中头等舱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获救率都非常高，头等舱乘客的获救率为62%，其中头等舱和二等舱儿童的获救率为100%；而三等舱的获救率最低，三等舱的儿童获救率只有25%，男性获救率只有16%。

也就是说，按照概率来算，8名华人中幸存1个人比较正常，但是位于三等舱的8名华人却有6人获救，幸存率甚至媲美一等舱的妇女和儿童。

正是基于这种情况，幸存的6名华人非但没有获得人们的欢迎，还受到了人们的指责和质疑，质疑他们没有遵循“妇女和儿童”优先的原则，抢占了原本属于妇女和儿童的求生座位。

美国的报纸还宣称：唯一的污点就是在泰坦尼克号的救生艇底部，发现了挤在座位下的中国苦力，这些人在出现危险的第一时间就已经冲进了救生艇。

面对国外媒体的抹黑，幸存的6名华人没有什么发声渠道，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所以他们的故事也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导致华人乃至我国国人都担负着这一骂名。

然而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美国海事历史学家史蒂文·施文克特在无意之中，意外发现了泰坦尼克号上居然有8名华人，根据调查显示，这8名华人大多数都是来自广东的职业水手，工作是在水手。在当时，美国排华非常严重，适合华人的工作非常辛苦，每天要工作14-15个小时，然而工资却只有白人的1/5。

根据资料显示，这些华人不懂得英语，幸存者之一的卡罗林·哥烈回忆，获救者方荣山被救之后与他们交谈，但是互相都听不懂，于是他就主动推开一个精疲力尽的水手，替代他划了起来。

不仅如此，方荣山并不是躲进救生艇中获救的，而是他努力地把自己绑在一块木板上，直到唯一一艘返航搜索幸存者的救生艇赶到，才发现了他并救了他。他获救的方式也成为了电影《泰坦尼克号》露丝获救的灵感来源。

在当时的救生艇上的长官并不想救他，原因是因为他是亚洲人。然而事实却是，方荣山在获救后不仅帮助划桨，还帮助14号救生艇一起搭救其他的幸存者。二等舱的白人女乘客科利尔形容说：他像个英雄一般。

方荣山的举动获得了救生艇上人的尊重，原本表示不想救他的长官表示：如果有机会，像他这样的人我愿意再救6次。

除了方荣山之外，其余的5名华人也没有抢占属于妇女和儿童的座位，原因是因为当时的救生艇位于头等舱附近，来自三等舱的人想要乘坐救生艇，就必须要穿越二等舱和一等舱，而这使得座位已经减少，甚至拥挤，难以容纳他们。

根据英国纪录片导演亚瑟·琼斯的调查发现，另外5名华人并没有抢占别人的座位，而是他们在妇女和儿童乘坐救生艇离开后，才登上最后一个有座位的救生船，而且该救生船还是破的，幸运的是在船沉入海底之前，他们被其他船只获救了。

纪录片导演亚瑟·琼斯认为，这8名华人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所以他在研究资料之后，将其制作成了纪录片《六人》，现如今已经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