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创/深圳商报首席记者魏沛娜

宋徽宗时代的经济文化空前繁荣，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制瓷业也正逢其盛。那么，徽宗时代的瓷器有什么特点，具体有哪些成就和影响？徽宗时代的瓷器，与经济社会以及礼制文化之间又是怎样一种关系？11月12日，深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原调研员刘涛受邀做客“深圳学人南书房夜话”第十季第九期活动，结合实例图片，解析“徽宗时代的瓷器”。

“了解徽宗时代的瓷器，首先要对整个宋代的制瓷业有一个宏观的认识。”刘涛介绍，宋代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宋代瓷业大体可分为白瓷（包括青白瓷）和青瓷两大系统。前者以定窑 、景德镇窑为代表；后者以耀州窑、汝窑及其一脉相承的钧窑、南宋官窑、龙泉窑等最负盛名。此外以“化妆土艺术”为特色的磁州窑类型瓷器及黑釉瓷器等，也占有重要地位。考古证实，北宋中晚期特别是徽宗朝，制瓷业最为兴盛，南北各大窑场都进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文献上有明确记载的“京师自置”官窑（汴京官窑），也相传出现于此时。瓷器在形制、釉彩和装饰上有了更明显的官民之别、文野之分。徽宗时代的瓷器，可谓有宋一代瓷业繁荣发展的精彩缩影。

其中，汝窑是最负盛名的中国古代瓷窑之一。窑址在今河南省宝丰市清凉寺村。南宋人叶寘《坦斋笔衡》记 ：“本朝以定窑白瓷器有芒不堪用 ，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南宋时期汝窑瓷器已“近尤艰得”，备受珍视。“在这之后‘河北’，因为后面提到唐州和邓州都是在黄河以南，也就是现在河南的南阳，属于南阳市。这个‘河北’我推测应该是指淮河，而不是黄河。通常在古文中一般出现的‘河’都是特指黄河，但是在这里应该不是。‘汝窑为魁’，就是汝窑瓷器称冠于天下，南宋时汝窑瓷器‘近尤艰得’，就是难以得到的意思。”刘涛解释称，这种青瓷因为是专供给宫廷使用，所以又把它称为“供御青瓷”。供御青瓷烧造于徽宗朝。徽宗宣和六年（1124）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有“越窑古秘色，汝窑新窑器”的说法，据此推知，汝窑奉命烧造“新窑器”的时间应距宣和不远。

定窑始烧于晚唐五代，北宋中晚期进入繁荣阶段，徽宗朝达到鼎盛，除主窑区涧磁岭外，燕川、北镇等窑区也相继复烧或创烧。徽宗时代的白瓷，釉色牙白，装饰手法以刻花（“浅刀”）、印花最富特色。位于晋中汾河谷地的介休窑，也是北宋时期白瓷的一个重要产地。“介休窑过去一直是被轻视的窑口，介休窑的工艺成就还是相当不得了。介休窑（洪山镇）的细白瓷，无论透光度和白度，都不在定窑之下。特别是印花，印纹清晰且富有层次，工艺品质上甚或优于同时期的定窑。”刘涛说。

谈及景德镇青白瓷，他指出，青白瓷属白瓷系统。入宋以来，在北方白瓷的影响下，景德镇等南方地区白瓷、青白瓷生产蔚成风气，仁宗以来（11世纪中期）大量烧造，徽宗时达到鼎盛。优质的青白瓷，透影性强，清代又有“影青”之称。需要注意的是耀州窑和河南地区青瓷，其窑址在陕西铜川黄堡镇。鼎盛期（北宋中晚期）青瓷以“橄榄青”为特色，装饰以刻花（“浅刀”）、印花为主，工艺精湛，特别是刻花装饰，刀法圆熟，线条流利，富有浅浮雕艺术效果, 最能代表耀瓷的工艺水平。

至于磁州窑类型瓷器，则是宋金以来在我国北方广大地区生产的一类以“化妆土艺术”为特色的瓷器。今河北省磁县等地，是此类型陶瓷的重要产地之一，因窑场地处古磁州，故明清时有“磁州窑”之称。产品与之相类的其他地区一些窑场，而今则被划入“磁州窑系”，或将其产品统称为“磁州窑类型”。主要品种有珍珠地划花、白地黑花、红绿彩等。磁州窑早期白地黑花器以如意头形枕较多见，亦有各式瓶、钵等，而几乎所有制品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绘黑花与剔、刻、划工艺完美结合，图案典雅，工艺考究，素朴中显华贵，格调颇为不俗。根据器物排比，其年代应属时风奢华的徽宗之世。

磁州窑类型瓷器中还包括“三彩”，三彩在北宋时期曾长期陷于低潮，在整个11世纪北宋考古编年资料中，三彩十分少见。一直到徽宗时期，情况才有较大改变。河南中部的宝丰清凉寺、鲁山段店和登封曲河等窑场都开始烧造三彩。三彩的再度流行，折射出社会生活“由俭入奢”的变化。

豫中窑场三彩划花鸳鸯纹枕 深圳市翰熙古陶瓷博物馆藏

另外要提的是建窑黑釉茶盏，其窑址在福建建阳水吉镇。据史料记载，建窑兔毫盏大抵从北宋中期以来成为“点茶”用盏之上品，至迟徽宗时更为宫廷所用。纪年墓出土建盏，也以徽宗时期最为集中。建窑黑盏除兔毫外，还有油滴（鹧鸪斑）等。

那么，徽宗时期瓷业兴盛是基于怎样的背景？刘涛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人口增长进入峰值。经过唐末五代的动乱，宋初全国人口只有3540万。而在此后的一百余年间，人口迅速增长，到12世纪初（徽宗即位之初）进入峰值阶段 ，当时在北宋、辽、西夏和大理等区域内，总人口达到1.4亿。二是城市高度繁荣。北宋末年东京开封的居民已达150万左右。风俗奢侈 ，无论饮食还是服饰器用都追求精致，可谓“金翠耀日，罗绮飘香”。城市的勃兴，消费主义的盛行，必然有力拉动制瓷业的发展，并带来产品花色品种的变化。三是制瓷业得到鼓励。宋朝“钱荒”严重，铜材料短缺，国家屡禁民间用铜制作生活用器，故制瓷业得到鼓励。

刘涛指出，从文献上看，两宋历朝皇室大都比较节俭。约在神宗年间，宫廷所用的部分祭器已由过去的金器和铜器改用陶瓷器了。至少哲宗时，宫中瓷器的使用又推广到日常生活，哲宗本人“饮食皆陶器而已”，“一应华巧奢丽之物不得至于上前”。徽宗为风雅天子，又热衷搞政治形象工程，如兴建明堂、艮岳等。汝窑御用瓷器的烧造也在他统治时期，他的意志与喜好对御用瓷器的烧造应有直接影响。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他直接干预瓷器烧造的证据。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有个说法很流行：汝窑烧造御用瓷器请示釉色时，徽宗指定了青色，也就是“天青”。对于这个说法，刘涛认为显然是从所谓“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的柴窑传说敷衍而来的。“还有个说法，徽宗沉迷道术，由于相信命中带火，喜阴不喜阳，在瓷器的选择上可能就偏爱于‘火气’不大、釉色不那么明亮的汝瓷。这些说法均为附会臆测，虽有一定道理，但难以凭据。”

钧瓷天青釉花口钵 河南博物院藏

刘涛补充说，天青釉滥觞于晚唐五代越窑秘色瓷，受其影响，耀州窑早期（五代宋初）青瓷中亦有烧造。汝窑的天青釉则更为纯正和稳定，成为供御青瓷的基本釉色，并深刻影响到后世青瓷的发展。“天青”包括粉青，成为中国古代高端青瓷的代表釉色。南宋以来的官窑、哥窑、龙泉窑和金元时期的钧窑等，都直接或间接受到汝窑影响。中国古代高端青瓷的发展，从越窑到耀州窑，又到汝窑；再从汝窑到南宋官窑、龙泉窑和钧窑。这样一条主线，贯穿整个两宋（宋金）时代。

讲座最后，刘涛对徽宗时代瓷器的成就、特点和影响进行了总结。他表示，徽宗时代瓷业高度繁荣，南北各大窑场都进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新器式新品种迭出，长腹梅瓶、长颈瓶、玉壶春瓶、纸槌瓶、花口瓶、曲流长颈茶瓶、孩儿枕、如意头形枕、腰圆形枕以及仿古礼器的樽、鼎等，都出现或定型并流行于徽宗朝。“浅刀”刻花、白地黑花等装饰工艺也于此时臻于纯熟。这一时期的瓷器雅俗兼备、官民并存。随着汝窑等进奉宫廷，瓷器有了更明显的官民之别、雅俗之分，而且富丽之风日盛。此风折射出徽宗朝社会生活“由俭入奢”的变化。此外，汝窑深刻影响到后世青瓷的发展，如南宋的官窑、哥窑、龙泉窑和金元时期的钧窑等，都直接或间接受到汝窑的影响。这种影响之深远，以致最终造就出一种绵延至今的美学趣味和鉴藏传统。

审读：喻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