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术革新、数字化发展的影响下，社会形势正发生深刻的改变，市域社会治理也正发生现代化转变。K市的网格化治理实践中显现出了党政强化、政府主导的现代化智治的优势，即社会治理由粗放式转向精细化，但也存在法治思维与立法保障不足、基层管理工作基础薄弱、基层自治与行政化运行不畅、多元主体协作机制欠缺等问题。未来应厘清权责边界、通过立法保障公民权益、转变执法思维、构建多元主体共建共享网格化管理平台、增加技术工具运用场景、完善技术运用规范，以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出现，人类的社会生产活动、社会生活方式、活动轨迹等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在面临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全新的社会。无论是人类科技文明的进步，还是由科技文明进步带来的社会运作方式的转变，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府的社会治理，也就是说现代化与社会治理是深度互动的。
在这一大背景之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成为我们社会治理的重要价值导向，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扮演着引领的重要角色，一方面政府需要通过数字技术的变革实现管理模式的转变，另一方面也要不断完善相应规范制度的建立。正如*强调“要注重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把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我们要在正确引领的前提下，充分认识到目前网格化管理模式遇到的困境是什么，才能够有的放矢，系统地攻破我们面临的复杂问题。市域社会治理是观察和思考国家治理的全新视角和有效窗口，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杠杆和关键接点。
一、价值导向：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引领网格化管理模式的优势
“社会治理是一个寻求治理能力和治理过程最佳状态的动态活动”。我们国家一直比较重视对贫困人群、特殊困难人群的帮助。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新举措之后，政府各部门也更加凸显了公共服务功能，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不断积极参与投入到其治理活动当中。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了多元的主体参与的管理机制，增进社会公共部门和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互动，充分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进来，成为切身利益的参与者。作为当前重要的社会治理举措，笔者从三点分析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优势所在。
第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适应性”能力强。作为中央立法的补充，各地市自己的立法可以紧密结合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具体需要，量身定制解决具体问题的法律。由于我国幅员广阔，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不平衡，差异较大，统一标准难以适应不同的实际情况。因此，市域治理贵在有地方特色，能够从本地的实际出发，抓住本市急需解决的痛点难点和焦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理。相应地，各个地市的地方性法规更切合本市实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因而能解实践操作之难题。随着社会的发展转型，社会矛盾进入了高发期，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就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也提出了“三个既要，三个也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市域社会风险治理一方面要立足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宏大远景，完善风险治理体系；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发挥基层社会风险治理的兜底作用，把风险治理的关口前移，防止风险事件转变为危机和灾难对社会的长远发展造成伤害。
第二，市域社会治理成为“强化补丁”。市域治理从属于国家治理体系，但不同于国家治理那样，不需要事无巨细。地方法从属于中央立法，不可能也不必建立起一整套独立的法规体系，具有鲜明的补充性的特征和快捷便当的灵活优势，补充性的特征决定了市域社会治理主要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强化补丁”，细化相关法律规定。受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的影响，城乡之间人口、资本、信息和资源的流动更加频繁，城市与乡村的边缘界限不断变得模糊。城乡一体化发展使城区与农村之间的风险矛盾在时间与空间上更加“零距离”，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树立起系统性的治理思维，解决了治理边界模糊性的问题。
第三，市域治理的“实践操作性”能力强。相关法规条文的规定比较具体，可操作性是相对国家治理的原则性而言的。国家治理要统筹考虑我国各地区、各民族的发展实际，对差异极大的经济、文化做统一的规划，不可避免地要在原则性上强一些。落实在法治化上，国家层面的社会治理，往往在一些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上给出明确的方向，但并没有在千差万别的具体社会事务问题上规定太细。市域社会治理和市级层面的地方立法正是为了应对这一广阔的活动空间。各市的地方性法规立足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而制定。由于同一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条件较为接近，法治化的实施基础差异较小，因而可以制定较为明确且具体的治理法规，较强的可操作性也增强了市域社会治理的力度和效度。
二、机制梳理：K市网格化管理模式运行
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写入党的纲领，全面启动了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以三年为一期，分两期开展试点创建。“构建以科学、人本、公正、包容、共治为核心要素和鲜明标识的法理型秩序，是破解智能社会‘治理赤字’的当务之急，也是智能社会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同时在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今，我们应当“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完善体制机制，提高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K市依托城镇化比重高、信息化手段足以及社会化基础好等优势，成为第一期试点城市之一。试点一年多以来，K市通过在网格化管理模式完善、促进成果转化上精准发力，试点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一）党政强化：组织领导和制度运行
抓住K市作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第一期试点城市这一契机，成立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市长任双组长，分管常委任常务副组长，四套班子主要领导任副组长，下设政治引领、法治保障、德治教化、自治强基、科技支撑等10个专业工作组，分别由分管市委常委牵头负责，91家单位（部门）被列为成员单位，共同推动试点工作。对照《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指引》，制定印发了88项相关文件，量化指标、同步推进、同步实施。按照*“要注重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由全市22家牵头单位、69家责任单位认领任务、分工负责，明确了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实现对标对表、挂图作战，有力推动各项工作扎实开展。
建立工作推进机制。定期组织各成员单位和各区召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推进会，听取工作进展情况，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任务，不定期召开示范点现场推进会，以点带面、典型引路，力推市域社会治理重点项目在全市铺开落地。
建立工作调度机制。每半月召开一次调度会议，听取各区、街道（乡镇）、社区（村）以及相关成员单位推进平安建设及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重点工作情况、存在的问题与困难、下步工作计划、意见或建议，协调解决跨区域、跨行业矛盾问题，对推进缓慢的工作及时督促整改。坚持目标化管理、项目化推进、责任化考核的工作原则。从服务群众的角度出发，树立民本思维，围绕群众“最烦、最怨、最愁”的的事情，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我为群众办实事”等一系列主题活动，通过率先打造区级“一站式”社会矛盾纠纷多元调处中心建设，率先启动“最多跑一次”改革试点，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充分发挥平安建设考核“指挥棒”的作用，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内容纳入全市维护稳定考评体系，对在市域社会治理经验创新上有成绩、有特色、有亮点，在全市起到一定的示范引领作用的单位给予一定程度的加分，确保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创新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二）政府主导：顶层设计与纵向网格平台运作
K市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从稳定的战略高度出发，制定《关于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等“1 6”系列文件，从制度层面搭建起城市基层党建的“四梁八柱”，不断推进城市基层党建系统建设和整体建设。将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纳入各级党委（党组）*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推动各级党组织特别是*把责任牢牢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一系列补短板、强弱项、固根基的有力举措，严密了组织体系，筑牢了基层堡垒，激活了治理末梢。
坚持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深入开展“访惠聚”驻村工作，持续抓好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加强财政保障力度。稳步推进社区*、主任一肩挑，选优配强社区第一*。加大从优秀社区工作者招录街道公务员、事业编的比例，拓宽社区工作者发展晋升渠道。调整优化网格设置，在网格上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强化网格力量配备，健全完善网格内隐患排查、问题发现、协调处置等方面的长效机制，逐步形成“一网多责、一格多员、责任共担、协同联动”的社区治理模式。
（三）现代化智治：信息畅通及应急处置
市域社会治理智治转型是“社会治理由粗放式转向精细化”的必然选择。K市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智治方向，践行“枫桥经验”，矛盾纠纷调解机制不断完善。着眼于风险防范特点，坚持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把各类问题隐患消除在市域、化解在基层。整合解纷平台。建立区街社三级解纷体系，率先打造两个区级社会矛盾纠纷多元调处化解中心，集成访、调、检、仲、诉“五位一体”法律服务功能，98％以上的问题通过“最多跑一地”得到解决。提升化解能力。成立婚姻家庭纠纷、退役军人事务和律师行业人民调解委员会，推进人民调解向民营企业、人民团体、行业协会、新经济组织延伸，不断扩大调解覆盖面。矛盾纠纷排查坚持社区（村）每周开展一次，乡镇（街道）每月开展一次，各区每季度开展一次，重时间节点随时排查，形成矛盾纠纷排查制度化常态化。
开展文明城市宣传活动，社区居委会、“访惠聚”工作队充分利用“国旗下宣讲”，将文明城市应知应会、文明家庭故事、道德模范事迹、我们的节日风俗等内容融入国旗下宣讲。开展“文明随手拍”活动。发动市民拿起手中相机，拍下身边那些温暖的瞬间和好人好事，让文明行为者人人称赞，让不文明行为得以曝光，发动市民成为全国文明城市的“监督者”“守护者”。开展贴心城管APP积分兑换活动。搭建市民参与城市管理、商家推广产品服务的平台，有效解决城市管理点多面广巡查难度大、居民楼道内小广告屡禁不止等问题。开展捡拾烟头兑换礼品活动。通过居民手机微信群等渠道广泛宣传，掀起捡烟头的热潮，“烟头不落地”逐步成为市民自觉，发现烟头主动弯腰捡拾逐步成为一种新风尚。开展“交通违法自我曝光，文明交通我来劝导”活动，通过“微信朋友圈集赞认错改错”方式开出交通违法特殊“罚单”，让违法者通过其朋友圈进行普法宣传，让身边亲友引以为戒。开展“信易玫瑰”诚信体系建设活动，依托K市诚信网、信易玫瑰APP，持续开展失信行为集中整治活动，破解社区杂物乱堆放、电动车飞线充电、私搭乱建棚架、车辆随意停放、毁绿占绿及破坏环境等管理难题。
三、问题总结：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视角下K市网格化管理模式的不足
在实地调研过程中，笔者也发现了K市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改革背景下，网格化管理模式存在的一些问题与不足。网格化管理模式在运行过程中，缺少相应的法律支撑，同时也存在法律思维的欠缺；传统管理模式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基层工作基础薄弱的难题；基层自治模式与行政化运行之间的矛盾；技术工具的规范不足等。制度最重要的是落实与执行，只有我们透彻分析实践运行存在的问题，才能够系统地解决遇到的困难与障碍。
（一）法治思维与立法保障不足
当前，K市正处于由传统的维护社会稳定模式向数字化社会治理转型的过渡阶段，这也是其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实际工作中，很多单位和个人还没有完全从“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中转变出来，还没有做好迎接社会治理方式、方法、手段变革的思想准备。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中，应对形势任务变化，特别是对标“稳定发展”精神，全市各级、各单位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上还没有明确规划，对未来进行长远系统的思考还不够。
网格化管理队伍来源于行政部门和社区自治组织以及招聘的专职网格员，既没有专业的法学知识背景也缺乏必要的执法经验和司法经验，对依法管理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思维缺乏一定的了解，无法贯彻落实依法治理需求。“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单纯依靠行政权力解决社会矛盾和痛点问题已经不符合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基本前提，传统的乡村伦理道德制约也在信息高速运转与交换的过程中失去了原有的地方优势，所以迫切地需要在法治框架内探索路径，必要前提之一就是培养大量社会化的法律服务人才，但是目前基层法治队伍的建设参差不齐，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无法产生平台制度与人员法治素质同步提高的预期效果。
（二）基层管理工作基础薄弱
目前，基层治理体系主要是依据处理日常事务的常态化治理需要而设计出来的，因而在应对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的整体配套机制、动员能力方面还不够健全。从去年的疫情应对来看，当常态化治理切换到非常态化响应模式时，基层治理在资源动员、应急处置、协调配合、服务供给等方面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同时，暴露了条块分割的治理格局的弊端，过于强调属地管理，而基层各级组织、部门、机构和人员跨区域跨部门协同作战的能力不强。此外，解决基层治理问题的思维方式容易倾向于只问结果，不察原因；只重显态，不重隐态；只见一截，不见全龙；只保当下，不顾将来；只解决一时，不管长远，在源头治理、常态化治理上思考不足。
基层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基层治理有力有序有效，就能助推党和国家各项政策在基层的落实。在实际工作中，存在横向区级部门间职能模糊、交叉、重叠、空白的情况，部门间各自为战，协作意识不够强，有时候出现推诿扯皮、“分工而不合作”的现象，纵向区级职能部门与街道间的权责界限不清，基层力量不足，街道作为基层治理中承上启下的枢纽，难以有效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未形成很好的互联互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还不够。
（三）基层自治与行政化运行不畅
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原动力源于行政公权力。因此，在实质层面，网格化管理模式的推广是行政系统内自上而下的改革和内生的产物，而非社会化外在推动的结果。而K市属于先有油田后有城市的工业城市和移民城市，受长期企业办社会格局的影响，在社会治理能力水平方面与群众日益增长的社会治理期待上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矛盾。基层自治队伍主要局限于联户长、红细胞党员、联点单位下沉干部，力量单薄，且联户长队伍普遍年龄偏大，红细胞党员一般只有工作之余参与治理活动，下沉干部不能成为常态力量。
从各地建立网格化管理模式的路径视角来看，包括指导性文件的制定、管理人员的任职、财政支持的力度、技术平台的涵盖范围内均需要在政府的大力推动和直接性介入的前提下方能顺利进行。在网格化管理组织实际运行当中，推动信息传递和问题解决的原动力依旧来源于行政权力，改革的范围和力度也当然地由政府把握，形成的现实状况就是片面强调行政力量的整合和调控，忽视了体制外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
（四）多元主体协作机制尚未完全建立
在K市域社会治理实践中，现阶段市域社会治理机制还存在诸多不足，无法有效满足现代化这一题中应有之义。社会治理主体经常面临着不断更新的治理手段和与法律法规不相协调的问题。在部分治理领域出现了法律空白的问题，诸如社会征信体系建立之后的法律依据的立法等，应及时填补法律漏洞，维持社会平稳运行。实践中对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认识不够充分，解读不够清晰，对应当履行的义务和权利界限不明确。没有站在大局上谋划市域内的事务，对市域社会治理法治保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支持力度不够，法治保障机制不够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不够完善。
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力度不大，当前政府资金大多用于维护稳定和疫情防控，购买社会服务的项目资金很少，社会组织难以生存、数量稀少、力量薄弱、服务项目单一，参与基层治理的意愿都不强烈。公民、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由于信息、地位等处于不对等地位，互动合作不够深入。社会动员机制、激励约束机制仍不健全，在激发广大各族群众、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上办法还不够多。
（五）技术平台运用需进一步完善规范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在想问题、办事情、谋发展中善于运用大数据、物联网、新兴媒体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规范社会行为、防范社会危险。近年来，K市通过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信息化水平，但规划建设和数据整合应用仍需加强。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的信息共享不够有效，各部门数据资源还未能有效整合，存在较明显的数据壁垒问题，在服务民生、打击犯罪、防范风险方面的智能化作用没有充分显现。
在疫情期间，数据库的信息进一步完备，但是距离标准化的网格化管理还存在差距，信息系统的完善与应用水平滞后于基层治理发展速度，日常维护和管理缺乏专业技术人才，网格员对传统的口头走访、口头传达的工作方式更为偏爱，对于平台信息的管理和操作并不熟练。尽管在信息平台建设上，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在疫情防控过程当中，社区实施静态管理，所有的检查活动需要借助地方疫情防控指挥部、卫健委、交通运输单位以及医疗服务单位来完成，其中沟通问题比较多，存在一定的连接不当现象，各单位之间没有充分沟通，采取的防控措施实施无法实现统一，没有站在整体的角度进行分析，很难协调工作交叉产生的矛盾。
“技术的工具价值与社会价值仍然被涵盖在法律的价值体系之中。”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现代化必须要以信息资源的共享为基础，弱化治理主体间的信息界限，在网格化管理过程中，政府、街道、社区居民、商户以及社区中的各种网格化管理参与者占据了自己的内部信息，垄断使用的问题也人为地设置了许多行政障碍，使得信息资源的共享受到了阻碍。从这个角度来讲，信息的公开，资源的共享也决定着网格化管理的成功与否。有时，社区各主体出于规避风险、个人信息保护等顾虑，并不希望将自己的信息录入数据库中，各主体又缺乏信息共享的意识，所以信息资源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并不能保证，数据无法共享互通造成了信息孤岛的形成，对网格化管理也起到了制约作用。
四、完善与提升：网格化管理模式的优化路径
“由于智能社会来得突然，我们还没有做好迎接它的准备，致使社会的很多领域出现失序和无序问题，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出现‘治理赤字’，构建智能社会法律秩序就显得十分必要、十分紧迫。”通过笔者实地调研与研究分析，上述存在问题表明了，K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价值引领之下的网格化管理模式仍需进一步完善。网格化管理模式中，各主体的权责边界需要进一步厘清；同时要坚持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法治进路”不动摇，通过规范立法保障好民众的权益；及时转变传统治理理念，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治理理论。从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向网格化管理模式转型的过程中，核心要义是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也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范畴，其基础是探究技术变革对社会治理的影响，社会治理成为技术变革的新场景。立足于在这一新场景，我们需要不断思考网格化管理模式的优化路径。
（一）完善立法厘清权责边界
网格化管理的法治路径关键在于要先行厘清政府与网格化管理平台以及其他社会治理参与主体的角色定位、权力界限和权利义务，只有通过法律制度廓清网格化管理制度实行的权限范围，通过科学立法对网格化管理制度运行流程和涉及权限范围予以规制，才能实现运行效益最大化。明确以基层政府为代表的各种参与社会基层治理的公权力的管理职能边界，理顺职能关系，建立基层政府权责对称的体系，明确界定基层政府职责和权力边界。另一方面在合理分配管理主体间职责的同时也能有效减少监管漏洞，避免因权责划分不明而引发的相互推诿、扯皮现象的发生。同时，也要保证其实施内涵具有法治化取向，考虑其主体合法性，要求“所有的国家行为都要符合法律的要求”。做到“使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更加科学、更有优势”。
同时，开展科学立法工作要求设定明确的网格化管理平台运行法治轨道。在各地网格化实践经验基础上进行学习，建立“因地适宜”的网格化管理法律法规，为网格化管理模式法治路径提供支撑和依据，完善网格化管理的具体流程。在立法环节通过概括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致力于更加全面地概括立法内容，保证法律规制效果更好地覆盖到网格化管理的各项事宜。通过立法明确参与到网格化管理相关部门的具体职责，以网格化管理治理中心为主要负责部门，其他部门将收集到的重要治理信息共享到网格化管理平台，并可依赖于平台的信息互换开展执法工作。在网格化管理的每一个环节配套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将网格化运行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因此，科学立法的关键一步就在于要制定完善治理的规则机制，在根本上对这一模式的管理和运行做出界定，建立相应的规范制度和正当程序，防止公权力在智慧治理中借助信息技术进行扩张和滥用，精简工作流程才能更高效完成本职工作，推动管理制度运行常态化、高效化、法治化、规范化。
（二）规范立法保障公民权益
规范立法是网格化管理法治路径的必经之路，其核心目标在于稳定社会管理秩序、保障公民根本利益，同时也有助于制约公权力。在立法过程中充分调动、吸纳公众意见，有利于及时回应社会对制度法治化的关切，增强法律法规民主性。“城市社区赋权增能是基于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培育居民自治水平的需要，政府在社会政策体系调整、社区公共事务处理中赋予居民、社会组织和社区整体更大的参与权与影响力，激发其自我权能和主体自治意识，推动优势互补、权能合作的社会共治格局形成。”在推进网格化管理立法工作的开展中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通过立法推动网格化传统思路朝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目标转变，构建广泛而深入的公民参与机制。在立法的过程中要做到充分的公开透明，充分调动民众参与决策与立法的积极性，鼓励群众参与社会治理。
“面对算法治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我国算法治理的短板和弱项愈加显现，如公民维权困难、制度供给赤字、技术创新动力和企业自我规制动力不足等。”拓宽民众参与表达意见和建议的渠道，通过线上线下综合意见征集，运用信息平台相结合的方式邀请群众参与立法，提出群众宝贵意见，确保立法效果能够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并保障多数人的利益。民主立法的前提是符合立法程序规范，尤其对于涉及社会发展、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严格按照公众参与、专业人士进行相关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等法定程序进行，确保法律法规文件的落地充分考虑到了民众的声音，向“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方向努力。
（三）执法思维向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变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大力推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是全民深化改革的关键，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首要目标就在于要坚持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引领社区网格化管理工作的推进，强化统筹网格化管理与依法行政、严格执法统一推进。网格化制度法治化的过程实际上仍然代表了国家的公权力，依照依法行政原则，在网格化管理中实行的任何举措都要有法律的规定和授权，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运行并且受到法律的监督。
因此，网格化管理的法治化运行就要求在科学立法的基础上做到严格执法，一方面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责任意识和职能，即摆脱管控本位思维，明确社区网格化管理下沉行政权力的根本目的是实现行政职能的转型而不是进一步重点强化行政管控；另一方面确保网格化服务管理过程要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规章条例贯彻落实，将网格管理工作全过程纳入法制监管框架。
要利用相关部门执法权维护好网格化管理部门的日常工作。网格化服务管理单位作为一种正在探索阶段的新模式，缺乏相关的执法权，这就难免导致工作中出现不和谐的声音，因此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好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权，为网格化管理活动保驾护航，这就需要以法规的形式确定各部门之间协作的具体程序，具体包括对案件办理的流程规定和对其中产生的问题设置相应的法定救济程序，对于各项信息的采集、居民内部矛盾的调解以及其他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都需要在法治的原则下进行。其中，要特别注意的是公民隐私权的保护，这就要求对于信息的选择性采集、信息加密传输、信息加密存储、信息合法合规使用等各个方面进行细致性的规定，在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规定的前提下兼顾社会效益和合理性原则，确保“严格执法”和“依法行政”的原则贯彻落实到基层。
（四）多元主体共建共享
引导形成多元社会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也至关重要。民间社会组织与网格化管理平台可以实现互动，建立平等地位的交流机制有利于民间意见的上传下达。需要首先明确的是，这里的社会组织既不同于政府财政拨款设立的行政权力的延伸组织，也不属于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层自治组织，它是指社区内部自发成立的参与社区管理和运作的民间非营利组织，其优势在于人员来源广泛，解决事务手段灵活等独特的特征。
单个社会个体在表达利益诉求方面与行政权力相较明显处于劣势地位，但社区组织可以完美地将单个个体相融合，并在组织的自发成长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提炼出核心观点和意图，更有利于基层群众参与网格化管理全过程的信息交流和互动。例如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管理的成功经验之一就在于运用社会力量进行自主管理，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社会中介组织、社区民间组织的作用，使其承担数量可观的社会管理职能。社会组织是个人的一种自愿性联合，可以为个人自由自觉进行社会协作提供空间，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生活需求，因此实际上供给了公共领域的运行机制。
网格化管理运行发展得益于居民积极参与其中。社区群众集思广益，发挥其自觉性和主动性，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在很多情况下，居民参与度不高的主要原因是自治制度的缺乏和执行不力，所以在完善民主自治制度的同时，要将制度的内容落到实处，包括社区听证制度、社区民主评议制度等等，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提供政策上的支持与保障，便于其参与和监督。在重大决策上积极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共同为社区的发展献言献策。
（五）增加技术工具运用场景、完善技术运用规范
技术工具的变革是社会治理模式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我们要将技术工具充分运用到治理实践当中，发展“智慧”管理，实现治理和服务的合并，使治理信息能够及时交换和共享。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技术的运用是为了人，“数字化时代下政府治理手段充满着技术主义，它意味着一切变革取决于技术的应用，但技术主义往往会消解人文主义精神，一旦当个人成为技术（数字与机器）支配的客体时，个人的尊严也就可能丧失了”。
在增加技术运用场景方面，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综合信息平台，通过现代网格化技术进行网格化管理，以建立一个适合于经济发展和基于社区网格化的治理的社区信息系统平台，将各级政府、街道、社区等连接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多层次、系统的治理模式，用于社区服务的计算机化和社区治理资源的集中。信息的普及也有赖于建立一个基于网格化的家庭信息数据库，这是一个基于社区网格化的家庭信息数据库，旨在解决社区居民缺乏信息和信息不足的问题，并实现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现信息数据精准化。借助大数据，引导社会治理走向“智治”之路成为重要手段。根据社会治理全科大网格工作需要，编织整个街道的基础网格，开发建设党建、城管管理、环境保护等特色专业网格，将辖区内人口、房屋、各类单位、企业、特殊人群等信息，均纳入数据后台。在医院、学校周边、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重点区域设置流动摄像头，便于及时发现问题立即处置，同时可与综治服务中心、矛盾调解中心相结合，为群众提供部分便民服务。
如同上文所说，要做好技术运用的规制，避免出现数字技术带来的算法问题与大数据歧视等。通过完善技术相关的法律法规、收集数据进行分级分类，确保技术的运用在合理的框架之内，杜绝有违技术伦理的问题出现。简而言之，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举措引领下，网格化管理中的技术运用必须通过完善相关法律进行规制，保障“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从技术出发，最终回归到社会治理。
五、网格化管理模式之展望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在市域层面的体现和落实，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价值引领之下，网格化管理应追求秩序与创新的平衡，注重治理模式的创新，同时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进一步激发治理的活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需要多元主体公共努力条，完善公共部门间的协作机制，强化街乡的属地管理责任，构建跨部门整合与运作机制，进一步优化跨部门议事协调提升基层治理的整体性、回应性和公共服务能力。要进一步认识到网格化管理充分利用社会权力的功能，提升其管理的社会化、服务化、民主性程度。
随着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组织架构深刻的变化，公众的法律权利意识、参与意愿显著加强，社会治理仍然需要建立协商民主，构建包容多元的主体参与议事机制。增进社会公共部门和其他社会主体之间互动的社会治理，就是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进来，成为切身利益的话事人。同时，要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更多通过民主讨论或者协商的途径来解决，这样就能在沟通和协商中凝聚共识、形成合力。
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背景之下，网格化管理创新机制的有效落实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不仅要考虑现有社会管理体制中各种背景、条件及潜在因素等，还要结合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的核心背景。相信通过多措并举，能够建立起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网格化法治体系，也能从根本上推进建设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以技术创新促进管理模式的变革，以管理模式保障技术不断创新，形成良好的制度与创新技术优势的良性循环，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为实现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