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24 陕西出土“家”字瓦当
前面我们已经引用《诗经》中的例子，说明鹰隼的飞扬，象征军容的威猛与战争的胜利，而《诗经》在《鲁颂 ·泮水》篇中，记述西周或春秋前期鲁国战胜淮夷后献俘祝捷，对于枭类也同样做了颂扬：
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葚，怀我好音。
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
在这里，鸮就是枭，认为枭鸣就是战争胜利的象征。认为枭鸣是军事吉兆的事，即使在很晚的时候也曾有过，南朝刘敬叔的《异苑》一书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凉州张重华遣谢艾伐麻秋，引师出振武，夜有二枭鸣于牙中，艾曰：“枭者，邀也，六博得枭者胜。今枭鸣牙中，克敌之兆！”果大破之。
六博是战国秦汉时期的一种游戏，今已失传，据说以 “枭 ”这种棋子之类的东西作为首彩，“得枭 ”表示胜利，大约是商代以来那种古老风俗的延续。
枭在后世依然受到一定的重视，还表现在官职名称与一般习惯用语方面，例如西汉时期有 “枭骑都尉 ”的武职。后来 “枭骑 ”“枭将 ”“枭雄 ”等词汇也长期沿用，用以表示勇猛、雄杰，并非全系贬词，都还存有古意。
战国秦汉时期的哲学著作中，往往是 “兕虎 ”并称，用来比喻威猛与危险，但是我们在商代西周的青铜器上，却常见虎与枭两种纹样共存于一器之上的现象。如前面已一再介绍过的铜觥上所见，安阳西北冈商代晚期大墓出土的白石雕刻，既见到了虎，也见到了枭；故宫博物院所藏 “西周虎鸟纹铜钟”（图25），也是虎与枭共存一器。用虎来表示威猛与危险，直到今天还是如此，而枭在一定时期，竟然可以与虎同等看待，由此也可见枭在古代地位的尊崇，枭类题材的含义必然与虎相似了。
凡此种种，都可能是一种起源古老的传统的延续，即从野蛮到文明，从原始社会末期到阶级社会初期，在军事民主主义与奴隶占有制下，战争与掠夺成为氏族贵族与奴隶主阶级的常用手段，提倡尚武争斗，“不畏兵死”，成为当时重要的道德准则，因此也必然影响到当时的宗教观与审美观 ——尊崇猛禽，认为猛禽是军事胜利的象征，因而枭类题材在商周青铜器艺术上反复出现，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图25 西周晚期虎鸟纹钟 故宫博物院藏
第二，枭类不仅是猛禽，而且是猛禽中的夜禽，这是枭类在中国古代曾经备受尊崇的另一个原因，并且很有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
古代的人，对于黑夜、梦幻与死亡这三种自然现象，既感到神秘，又认为互有联系。古代希腊人的看法最为典型，希腊神话便认为在最深的地下（也就是地狱），住着睡眠与死亡，他们彼此是兄弟，都是夜的儿子。睡眠能够在地上随意游荡，他把人抓住之后又放走，但是死亡却毫无恻隐之心，如果他抓住了人，就绝不再放走了。在中国古代，人们大约认为枭这种猛禽便是经常与黑夜、梦幻和死亡发生关系的鸟类，因而对它充满了敬畏的心理，种种有关的崇拜，也就由此而产生了。
商代的人对于夜晚大约是很畏惧的，所以卜辞中， “卜夕 ”是商王占卜的一个重要项目；以长夜来比拟身后，也是世界各地的通例。墓葬的 “墓 ”字，从土莫声，“莫 ”字就是 “暮 ”字，表示日没于草中，因此 “墓 ”字也是个形声兼会意的字。《左传》用 “窀穸 ”称呼死后，“窀穸 ”是墓穴，古注认为也是 “长夜 ”的意思。
商代晚期的铜器之所以多鸮尊、鸮卣，以及以鸮、虎为主要装饰的铜觥，还有曾发现的少量作为柱础的鸮形白石雕刻，在奴隶主贵族生活中，显然含有用来保护夜间享宴生活安全的意图；至于它们又发现于墓葬之中，除了一般的依生前的模式安排丧葬之事之外，这类物件可能又都含有镇墓兽的作用，用来保证人生 “长夜 ”的安全，与商代墓葬往往殉犬的用意相同。枭类题材的艺术品在秦汉时期，除个别的而外，都发现于墓葬之中，正见这种古代习俗延续的时间相当长久。
《尔雅 ·释鸟》中两处记载 “狂 ”这种鸟：一处说 “狂，茅鸱”，“茅 ”可能是 “猫 ”的借字，“茅鸱 ”就是猫头鹰的意思；一处又说 “狂，㝱鸟”，“㝱”是“梦 ”字的繁体，可见茅鸱又名梦鸟。枭类既然被看作梦鸟，如果不是把它看作梦之神，便是充当梦之神与占梦巫觋之间的使者。《山海经 ·大荒西经》也谈到狂鸟，“有五彩之鸟，有冠，名曰狂鸟”，但与枭类的形态毛色不符，可能是把枭类神化了的缘故。这种神化了的枭类，在商代青铜器中似有迹可寻，如有的鸮尊与鸮纹，鸟头上的毛角为一种菌状角所代替 ——这种菌状角是一种神圣的标记，常见于龙蛇的头上，也见于人首蛇身的神的头上；枭类的头上既然同样有所发现，显然不同一般。（图26）
图 26 商代青铜鸮尊
综上所言，枭类在商代曾备受尊崇，它之所以受到尊崇，当然不是如近代那样，发现它是一种益鸟应加以保护的缘故。这既是古代社会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崇尚勇武的道德观与审美观所决定的，也是由于青铜时代去古不远，生产水平依然相当低下，致使许多比较原始落后的宗教崇拜继续保留了下来，而统治阶级本身愚昧落后，对于这些都坚信不疑，同时也有意识地利用来加强神权的统治，并幻想借此为自己祈求福佑。至于枭类题材的衰落，也许与商周两族的宗教、风俗不同有着一定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宗教迷信的统治终究在削弱之中。西周中期已把枭类看作一般鸟类，不再盲目崇拜，应是思想有所解放比较正常的现象。但不幸的是，旧的宗教迷信破除了，而新的误解与成见复又代替了它，此后又把枭看作不祥之鸟，甚至是不孝之鸟，这自然同样是错误的。推寻所以如此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枭类题材的艺术品在丧葬方面运用最普遍，延续的时间也最为长久，因而被人们看作死亡的象征、种种不吉祥之事的预兆。中国古代关于枭类的好恶观，因时、因地区、因民族而有所不同，其间的差异与变化相当复杂，那已是民俗学研究范围内的事，与中国青铜时代的艺术无关，这里就不做探索了。
《文物中的鸟兽草木》刘敦愿著 郑岩编
（本文原文有注释，此次未予收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