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指鹿为马”这一成语，赵高这个名字出现在了诸多专供儿童学习成语的幼儿读物中。

可以说，不管赵高的名声有多臭，他都算得上历史名人。

但是，很多人对赵高的认识，只停留在“沙丘政变”、“指鹿为马”这两件事上。

《史记·秦始皇本纪》里面记载的“沙丘政变”，却一直遭受后世史家质疑。

一方面，《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这么写的目的，是想告诉读者，秦始皇不肯面对现实，不谈生死之事，还妄想着长生不老，所以不考虑身后的继位问题。

紧接着，下面却又写：“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也就是说，秦始皇的车驾到了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南），他似乎想通了，深感自己将不久于世，于是给长子扶苏写信，要他回咸阳参加自己的葬礼。在这里，秦始皇不但想到了死，还想到了自己的葬礼，可谓思想发展上有了一个飞跃。然而，这个飞跃又带来了一个问题：您说您都已经料到您是等不到与扶苏相见了，扶苏到了咸阳只能参加葬礼，那么，您如果真的想让扶苏继承自己的皇位，就应该明着说了，不能一句“与丧会咸阳而葬”就了事了。

但《史记·秦始皇本纪》里没有交待，下文只是说：“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未授使者。”

《史记·李斯列传》里，倒是借赵高之口有两次提到。一是赵高去找胡亥商量，说“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长子至，即立为皇帝，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柰何？”一是赵高去找李斯商量，说“上崩，赐长子书，与丧会咸阳而立为嗣。书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赐长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事将何如？”

但这只是赵高对“赐书”内容的演绎，原文未必如此。

关于这个“赐书”，《史记·秦始皇本纪》写“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似乎是秦始皇亲自书写、落款、盖印玺；而《李斯列传》却又说是“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即秦始皇命令赵高代为书写的。

不管怎么样，这个“赐书”是落到赵高手里了。

那么，秦始皇在书写，或赵高在书写时，李斯在不在场呢？

应该是不在场的，否则，赵高就用不着跑到他的住处把这些情况一五一十地和盘相告了。

如此一来，问题来了。

既然李斯本来就不知道“赐书”里面的内容，而赵高又一心要干矫诏大事，那就用不着跟李斯提秦始皇立扶苏的事，直接说秦始皇立的就是胡亥，岂不省事？！

要知道，《史记·李斯列传》里面说“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李斯和秦始皇是多重儿女亲家！

秦始皇共有20多个儿子和10个女儿，李斯有多少个儿子娶了秦始皇的女儿，又有多少个女儿又嫁给了秦始皇的儿子，书中没有说。

鉴于《史记·李斯列传》和《史记·秦始皇本纪》都没有讲胡亥是李斯的女婿，那么可以肯定一点：胡亥不是李斯的女婿。

李斯如果要参与矫诏行动，他未必会支持胡亥，倒是应该为他的女婿争取继承帝位。

而且，李斯既是皇亲国戚，官居左丞相，身份地位都比赵高高得多，在能力方面，更加甩开赵高几条大街，他完全可以不听从赵高的摆布。

而从赵高的角度来说，他也应该有所顾忌，不可能找李斯密谋矫诏这种大逆不道的事。

退一万步说，赵高和李斯的这个“密谋”如果真的存在，也只能出自赵高之口，入于李斯之耳，旁人根本无从得知。

一百年后的司马迁写这样的“密谋”，只能是根据想象，凭空捏造。

所以，后世很多史学家认为，秦始皇的“赐书”里不提继承人则已，如果提继承人，只能是胡亥，不可能是扶苏。

有人认为，西周建立了嫡长子王位继承制，扶苏是嫡长子，秦帝国的继承人应该是扶苏。

但是，秦国地处西陲，对周礼并不是严格遵从。

从秦襄公正式建国算起，在秦国六百多年的历史中，先后出现过38位太子，这38位太子中，只有3位是长子，所占比例很低。

可以说，秦始皇选择公子扶苏做太子是低概率事件。

扶苏“以数直谏上”，因为多次顶撞秦始皇，被秦始皇贬斥到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充当蒙恬的监军，早已离开政治中心，明显是个边缘人，不可能是帝位继承人。

有人说，秦始皇这是在培养扶苏的能力，让他到北地“历练”，为以后做太子做准备。

然而，《史记·蒙恬列传》里有“（扶苏与将军蒙恬）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的记载；《史记·李斯列传》更明确指出“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屯边，今十有余年”。

如果是普通的“历练”，也就一两年时间，走走程序就得了。

但是，这是“十有余年”，直接就是不待见啊。

实际上，2009年1月11日，北京大学接受捐赠，收藏了一批从海外抢救回归的西汉竹简。这批汉简共包含17种古书，其中包括已亡佚的《赵正书》。

先秦(包括秦朝)贵族礼制，男子用氏，女子用姓，秦国王室为嬴姓赵氏，赵正，就是秦始皇嬴政。

《赵正书》，即是与秦始皇嬴政有关的书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