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六君子遗集》，清谭嗣同等撰，唐明山主编

此为广西师大出版社系列出版物《蛾术丛书》之一种，乃是根据民国十五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影印出版，书前有柳和城先生所撰《张元济与戊戌六君子遗集》作为代序，柳先生首先讲述了张元济与戊戌六君子之间的交往，其提及：“张元济与戊戌变法的两位主角康有为、梁启超都有接触。他在政治主张上似乎更倾向于梁启超，对康的激进主张则多有保留。”而后该书引用了张元济在《为刘忍斋跋康长素劄》中的所言：

诏下之日，长素留居日下，日日鼓吹变法甚力。余谓长素，八股既废，千百年之锢疾一旦扫除，聪明才智之士必将争入学堂，讲求实学，一二十年后人才辈出，新政之行，易如反掌，力劝长素作一结束，不必更求其他，即日南下，尽力兴学。而长素不从，且益激进。

从这个角度而言，张元济更应当是一位温和的改革派，他不赞同康有为的激进，但处在那样的大环境下，张元济也只能被胁裹其中，柳和城在文中写道：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诏定国是，实行变法。十三日，翰林院侍读徐致靖上密保人才折，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几天后，康有为与张元济先后被光绪召见。就在康、张被召见的当日，帝党首领翁同龢被逐出京，张元济就意识到朝局会有重大变化。虽然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四人入军机处，参与新政，包括张元济在内的维新派不断上奏折，向光绪提出变法主张；然而，后党已密谋政变。果然不久，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被扼*于摇篮之中。

很快张元济的预感变成了现实，六君子被*于菜市口，张元济被革职永不叙用，那场政变给张元济带来很大的震撼。1903年，张元济担任了商务印书馆首任编译所长，当年8月，印书馆出版了《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该书中就有“戊戌政变”一节，柳和城认为“这无疑是我国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戊戌维新的首次记载”，但本书署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该文是否出自张元济之手无法确认。而柳和城也称：“但我真怀疑它出自张元济之手笔”，因为：

民国初的一九一三年，张元济布置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新居东客室，精心挑选挂在墙上的照片，“戊戌六君子照在中间，‘谭嗣同复生’五个字写的特别大。”后还镌小印一方，文曰“戊戌党锢孑遗”。这些恐怕绝非偶然，而是基于对六君子的敬仰和对变法的纪念。

张元济对六君子的怀念不仅如此，直到戊戌变法后的二十年，他出版了《戊戌六君子遗集》。然而对这六位君子文稿的收集却并不容易，按照柳和城的统计，六君子就义时的年龄分别为：杨深秀四十九岁，杨锐四十一岁，刘光第三十九岁，谭嗣同三十三岁，康广仁三十一岁，来自福建侯官的“才子”林旭，年仅二十四岁。这样的年龄显然不会有太多文稿传世，搜集的困难可想而知，张元济发动了许多朋友，终于将此书出版，柳和城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六君子全集”。

张元济在该集的序文中首先介绍了为搜集六君子遗著付出辛劳之人：

丙辰，余将谋辑《戊戌六君子遗集》，先后从归安朱古微祖谋、中江王病山乃徵、山阴王书衡式通、闽县李拔可宣龚、南海何澄意天柱得谭复生、林暾谷、杨叔侨、刘培村四参政，杨漪村侍御遗著，独康幼博茂才诗若文未之或见，仅获其《题潘兰史独立图》绝句一首。屡求之长素，谓家稿散漫，且无暇最录，以从阙为言。然培村之文，经病山驰书其弟索久不获，漪村之诗，则止于壬午以前，书衡求后集于其嗣子，亦不可得也。

看来能够得到这些文稿也的确费了不小的功夫，但张元济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气力来编纂该书呢？张在序中有如下阐述：

戊戌距今才二十年，政变至烈，六君子之遇害至惨且酷，其震骇宇宙，动荡幽愤，遏抑以万变，忽忽蹈坎穽，移陵堙谷，以祸今日；匪直前代之钩党株累，邪正消长，以构一姓之覆亡已也！故挽近国政转变，运会倾圮，六君子者，实世之先觉；而其成仁就义，又天下后世所深哀者。

每当提及六君子，我都会想起谭嗣同的大义凛然，他本有机会躲避这场灾难，然而他却刻意不离去，想用自己的鲜血来唤醒民众，他的那首绝命诗却始终回荡于我的心间。去年是戊戌变法100周年，想来广西师大出版社在此时影印该书出版，定然是为了纪念这场重要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