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曾经写过名篇《马说》，虽然字数仅有151字，却通过借用马喻人、托物言志的手法，传承了千余年。其中的“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一语，深刻地表达了人才难寻的辛酸和对世态炎凉的感慨。

在唐贞元八年（公元792年），韩愈二十五岁考中进士，名声远扬。然而，按照唐朝规定，进士考试仅是第一步，尚需通过吏部考试方可授官。韩愈三次参加吏部考试，却屡遭挫折，心怀抱负无法展露。除了科举，仕途上还有一条途径，即给朝廷大臣写文章自荐。然而，韩愈三次上书宰相，表达治国安邦的观点，却无一获得回应，让他深感“发秃齿豁，不见知己”。

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韩愈无奈之下离开长安，前往东都洛阳。尽管仕途并不如意，他仍未沉沦。在汴州、徐州等地任职，虽然未得到重用，却始终没有停止奋斗。在这段颇为坎坷的人生中，韩愈写下了《马说》，呐喊着人才被埋没的苦闷，引起后世的共鸣。

韩愈一生颇为坎坷，历经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五代皇帝，个人生活与官场生涯均饱受波折。他在吏部铨选中脱颖而出，担任国子监四门博士，后晋升为监察御史。然而，由于直言进谏，多次遭贬黜。在一次上书中，他揭露了关中大旱、灾民流离失所的情况，却因此受到谗害，从监察御史贬为连州阳山县令。

在贞元十九年（803年）到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的十年间，韩愈屡次遭贬斥。即便在仕途上的艰辛，他始终保持直言不讳的性格。在对灾情的揭露中，他的直言引起不满，陷入了一系列的贬黜。

韩愈的坎坷遭遇在历史上并非孤例。像“诗鬼”李贺、陈子昂、李白、范仲淹等人，都有着相似的经历。这些才情横溢的文人，常因为言谈行为而受到排斥和贬谪。苏东坡在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被以“谤讪朝廷”罪名逮捕，后被贬谪黄州。在黄州的四年多时间里，他深陷困境，但通过坚韧不拔的努力，逐渐摆脱了困境。

苏东坡在黄州的岁月，写下了《定风波》。这首诗表达了他对生命真谛的思考，展现了他积极的人生态度。尽管他在一生中屡次受到毁谤和磨难，但他通过保持健全的人格、豁达的胸襟以及独特的个性，最终使自己得以解脱、安然若素。

人生的风风雨雨，不论身处何朝何代，都是难免的。成果未得时，苦果先尝；壮志难酬时，失败常遭。但正如《定风波》所言，“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韩愈的《马说》因其识人与用人之说引起后人共鸣，依然被广泛传颂。

时至今日，对于伯乐与千里马孰先孰后的争论仍在继续。有人认为不能寄希望于伯乐，因为拥有伯乐之职的人未必有伯乐之识。即使有伯乐之识，也无法保证他们能够公正评定千里马，不受亲疏因素干扰。或许，千里马只能靠自己。

总的来说，韩愈的《马说》通过对人才埋没的苦闷的呐喊，唤起了后人对于识人与用人的深刻思考。在历史长河中，这一主题始终如一，不论是在科举制度盛行的古代，还是在今日的职场。用人精明者事业腾达，用人失察者则诸事皆毁。韩愈之所以能够成为千古名篇，正是因为他通过《马说》引起了人们对于这一永恒话题的思考和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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