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5200年前，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造出的楔形文字，是人类最早发明的文字，由这种文字写出的文书，又被称为“楔形文书”，由于载体是泥版，因此又被称为“泥版文书”。在随后的三千多年中，楔形文字的使用范围扩展到整个西亚地区，乃至埃及，很多民族都使用楔形文字，并形成了各自特色的古波斯语、埃兰语、阿卡德语、苏美尔等楔形文字，在当时形成了一个“楔形文字文化圈”。大约公元1世纪时，整个楔形文字逐渐灭绝。

1472年，一个意大利人游历伊朗时，发现了楔形文书，但当时无人知道其来历，也无人能够释读。1700年时，英国人托马斯•海德将这种文字命名为“楔形文字”。1900年后，整个楔形文字基本被西方学者破解。

从发现楔形文字到宣告破解，中间大约相距400年，用时不能算短，但甲骨文与现代汉字有着明确的传承关系，至今尚且破解不到一半，那么当时楔形文字已经成了一种几乎没有传承的“死文字”，为何西方学者还能将之破译，甚至还知道每个楔形文字的读音？鲜为人知的是，破解楔形文字过程中，关键钥匙之一是《圣经》等西方古代著作！

回顾楔形文字的破解过程，学者刘昌玉在《楔形文字是如何“死而复生”的》一文中有过总结，破译楔形文字有三个先决条件，即：首先是双语文献或三语文献的发掘发现，其次是伊朗古代文献的辅助，第三是《圣经》及西方经典作家的著述。在此前提之下，经过数百年的探索与天才的灵光一现，最终西方学者破解了楔形文字。

破解楔形文字的前提之一，就是要挖出与其有关的双语文献或三语文献，最好其中一种或多种语言在今天还有传承。

在出土的泥版文书中，不少属于双语文献，少数是三语文献，比如刻有三种楔形文字的贝希斯敦铭文（上图），每种文字记载的应该是相同内容，在这些多语楔形文书中，其中一种语言被认为是古波斯语。由于古波斯语与现代波斯语之间还存在一点关系，这就让楔形文字的破解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由于两者之间联系极其微弱，因此要说借此破解古波斯语楔形文书，还是异想天开，尤其是其中涉及人名、地名和民族名称等专有名词，必然需要依赖于传世文献。

破解楔形文字的前提之二，是伊朗古代文献的辅助，就像中国人研究甲骨文时，就必须借助关于商朝的相关文献，破解楔形文书，也必须要有本地文献的支持。

破解楔形文字的前提之三，是《圣经》及西方经典作家的著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圣经》、古希腊等著作中记载了一些西亚上古事迹，这对于破解楔形文书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甲骨文与现代汉语之间有着明确的传承关系，传世史书上还有众多商代记载，即便这样，如今还有半数以上的甲骨文无法释读。相比中国的甲骨文，破解楔形文字的条件更艰难，毕竟古今波斯语的联系极其微弱，伊朗与西方著作中对楔形文书中的历史，有没有记载或记载的对不对，其实是说不清的。

既然如此，西方学者到底是如何破译楔形文书的呢？其实，西方学者重点是以《圣经》、《历史》等西方古代典籍为依据来破解楔形文字的，以贝希斯顿铭文中古波斯文的英国学者罗林森为例：

学者拱玉书的《西亚考古史》记载：“巴兹的研究结果表明，罗林森的解读方法基本上与格罗芬特的方法相同，也是从专有名词入手，即首先确定专有名词，再把希腊古典作家著作中保留的读音分解成字母，然后再把具体字母与具体的古波斯楔形符号对号入座……由于贝希斯顿铭文中的人名、地名和民族名称基本都见于希罗多德的《历史》等希腊古典著作，这就使罗林生成功解读古波斯文成为可能。”

也就是说，包括罗林森在内的很多西方学者都从专有名词入手，从西方经典著作入手，相信西方著作中提到过楔形文字上的人物国家等。罗林森就相信贝希斯顿铭文中涉及的人名、地名和民族名称，在西方著作中都一一出现过，并大概以“古波斯语的音译词”的方式存在，于是将这些分解成字母而与古波斯语对应，最终破解了古波斯语，还搞清楚了古波斯语的读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