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的盛唐，孕育了无数诗词大家。李白斗酒诗百篇，张若虚孤篇盖全唐，孟浩然长于五绝，“高岑诗派”的边塞诗流传千古，而诗圣杜甫，则在诗作中千万次地说：“我很穷”。

比如在《登高》中，杜甫喝着杯中的劣酒，想着自己的经济状况马上连最便宜的酒都要喝不起了，忍不住高吟一句“潦倒新停浊酒杯。”在《客至》中，杜甫也因为经济状况不佳，无法为朋友准备丰盛大餐，无奈吐槽道：“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而在《空囊》里，杜甫更是直言自己的财务状况恶劣，“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

然而，一次次宣称“我很穷”的杜甫，却在晚年住进了成都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拥有了无数人求而不得的“房产”。那么，杜甫是怎么在成都置业的呢？他又是否真的像诗作里描写的那样贫穷呢？

说来自带“贫困”标签的杜甫，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官二代”。杜甫的爷爷杜审言，是初唐著名的文学家，被誉为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还曾因出众的才学，先后担任过著作郎、修文馆直学士等职务。

虎父焉能有犬子，在家庭氛围的熏陶下，杜甫的父亲杜闲、三叔杜专，四叔杜登全都是学霸附体，不但个个能写一手锦绣文章，还都是朝廷命官，这也让年少的杜甫，得以在京城度过一段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

京城的生活少不了吟诗作对，杜甫七岁那年，一时兴起挥毫作诗，提笔就是咏凤凰，气势直逼尧舜。到了青年时代，杜甫更是仗着祖上有钱，开启了一段又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将祖国各地的名山大川逛了个遍。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杜甫，并没有在诗作中吐槽自己穷的习惯。他写《望岳》，就慷慨高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写《画鹰》，就夸赞雄鹰“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一篇篇诗作俱都透着裘马轻狂的快意生活。

可惜，好景不长。公元741年，杜甫的父亲病逝。失去了重要经济来源的杜甫，不得不被迫与啃老的生活说再见。他独自前往长安参加科举，想要沿着祖辈的路入朝为官，靠自己的双手撑起一片天地。

然而，杜甫的运气实在不好，满腹才情的他，居然一次又一次落榜，就这么蹉跎到44岁，皇帝出于爱惜杜甫才华，这才赐给杜甫一个河西尉的正九品小官。

谁知杜甫居然不领情，他写诗吐槽说：“不做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话里话外都是觉得这个官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