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P的含义，我就不科普了。这个世界上有的路，走着走着就忘了为什么了，大路就不说他了，GDP这个指标，我们追着追着好像也忘了他的初衷了。

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无论怎么说都应该是利国利民的，说明全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在增加，也说明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工作，要不然，增长的GDP从何而来呢？但是，现在的GDP数据与个体的感受出现了较大的偏差，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我们大概忘记GDP 增长的真实意义了，社会财富的增加，要么是全民创造的，要么是惠及全民的，这两者本质一样，也可以略有差异，因为社会分工和经济结构的问题嘛,很正常，但是如果偏差较大，就应该梳理和剖析其中的原因了。

近来为了保所谓的GDP增长，正在试图重启大规模的基建计划，也就是在出口受到一定的压力之后，重启投资拉动这条老路。投资拉动，是不是要考虑投资从何而来呢？投资，无非这几个资金来源：中央、地方、外资、民间。我们先把后面两个甩掉不谈，谈起来复杂了，我们来讨论一下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

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是天然存在的，因为这几乎是一个只享受成果不承担后果的行为。由于地方政府都通过自己控制的平台公司参与辖区内的经济行为，我们不妨也以公司制来理解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地方政府就是中央政府全资控股的子公司。子公司享有事务的事权，就是安排、部署、调控，这些字眼大家都很熟悉吧，然后得到政绩，更无需遑论这其中还有那个淳朴的道理——我手里送出去的肉，多少会在我手上留一点油吧！如果投资行为中房地产占有比重较大，则带来的实惠更加明显，也更加惠及行政体系众生，而依靠投资拉动的重头戏必然是房地产。

中央政府呢？中央政府的投资考量肯定要宏观和复杂得多。但是，低效和盲目是一定的。这两年出现的如防疫政策已经作出调整、而在原来的政策要求下申报的建设项目资金才拨付到位，地方根本不管是否已经过时，钱到位照建不误，这样劳民伤财的类似事件屡见不鲜。并且这些年形成的中央与地方博弈的惯例是，地方积极要求上项目，中央勉强同意，然后要求地方政府要匹配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的配套资金。地方的想法是，上了再说，匹配的资金先找自己能控制的地方股份制银行，边建边想办法，这是工程领域大量拖欠的根源所在。

再说，各地方基本上都已债台高筑了，这条老路再走，是不是又是传说中的“我们相信我们的下一代比我们更有智慧去解决问题”?

GDP有时候好像是上去了，除了基建领域，其他的行业和领域呢？就业难道只是农民工的事？那些寒窗苦读十年的学生们呢？除了钢筋水泥和挖路补路，还有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