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中，最出名的是王勃，文学成就最高的也是王勃。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滕王阁序》这些诗赋，因为进入教材，为我们耳熟能详。相反，很多人却并不知道卢照邻这个人，他的人生经历，他究竟写了什么诗歌，大家都不甚了了。

不过，《新唐书》记载：“炯尝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议者谓然。”就是说，同为“初唐四杰”之一，排在第二位的杨炯，对王勃和卢照邻却有截然不同的判断。杨炯认为他耻于排在王勃之后，却羞于排在卢照邻之前。显然，他的意思是说，卢照邻的水平，是明显高于王勃的。

（杨炯）

那么，杨炯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而且当时的人还“议者谓然”，也就是说还同意他这个判断。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认为，杨炯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不完全是奔着文学成就去的，而是有其它因素在里面。有什么因素呢？

一、年龄问题。

王勃是650年生的，杨炯是650年生的，卢照邻是636年生的。也就是说，杨炯和王勃是同龄的，卢照邻大杨炯和王勃14岁，算得上是他们两人的长辈。

我们知道，很多人对长辈都是充满敬重的，在对长辈做评价的时候，也不吝啬赞美之词。就算长辈没有那么大的成就，在赞美上夸张一点，从尊重长者的角度来说，大家也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自己内心也心甘情愿。

但同龄人就不这样了。很多人都对和自己同龄的人不服气，都要和他较一较劲。现在杨炯排在王勃的后面，他当然很不服气了。

对于这个排位，杨炯不服气的，还不仅仅是因为他排在王勃之后，而是王勃排在首位，他排在第二位。在一个排位中，排在首位和排在第二位的，都是非常敏感的。排在首位，说明这个人是领袖，是具有超凡能力的。排在第二位的则说明，他虽然能力上也是出类拔萃的，但因为有人比他更厉害，他只能屈居第二。这在第二位的心中，是一种“既生瑜，何生亮”的满满的不平和不服。

（王勃雕像）

二、人品问题。

王勃很早就表现出了积极入世的样子。663年，王勃才13岁，就写了一篇《上绛州上官司马书》，在文中表达了要当官的想法。664年，王勃14岁的时候，又上书右丞相刘祥道，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表达想当官的想法。被刘祥道称为“神童”。665年，王勃15岁的时候，又给唐高宗上了一篇《乾元殿颂》，称颂唐高宗，同时再次表达了想当官的心思。而这篇赋也让唐高宗大称王勃是“奇才”，第二年便授予他朝散郎的职位，那时候他16岁，是朝廷中最年幼的官员。

虽说在唐朝时期，士人想要当官，都有向当权者献诗献赋的传统。但是，像王勃那样，从那么小开始，就非常密集地献诗献赋，而且向皇帝献赋，还是比较少的。再加上古代知识分子都有清高的一面，瞧不上那些对官员趋炎附势的人，因此，王勃的作为，确实是容易遭诟病的。

而王勃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更让他的声誉受到很大的影响。当时，唐高宗把王勃分给沛王李贤，让他辅佐李贤。后来，李贤和英王李显斗鸡，王勃帮李贤写了一篇《檄英王鸡文》，也就是为李贤的鸡，讨伐李显的鸡。这篇赋给唐高宗看见了，大怒，说王勃不能阻止王爷们玩这种荒唐的游戏，反而教唆王爷们不务正业，同时还让王爷们闹不和，完全是佞臣，因此把他逐出王府。

王勃这种没有原则的讨好权贵，就更让人瞧不起了。

反观卢照龄，很少巴结权贵，因而郁郁不得志，而且还承受着身体疾病的严重折磨，可以说，人生非常悲苦。他这样的人生际遇，是很容易引发同情的。

杨炯也很不得志。他到30岁的时候，才得了一个“雠校典籍”的九品小官。他的心理，和卢照龄是更贴近的。

（卢照龄）

​三、文章问题。

“初唐四杰”之所以被放在一起相提并论，还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艺术成就高。更重要的，是他们改变了南朝以来的“宫体”诗歌，让诗歌走向民间，走向鲜活的表达。

在这一点上，杨炯是革命性最强的，而且是有自主意识的。不过，作为团队领袖，作为榜首的王勃，虽然文章开阔绚丽，但是，包括《滕王阁序》这样的赋，明显都有粉饰太平，为统治者唱赞歌的味道。

而卢照龄所写的诗，抒发人生悲苦的东西更多一些，更贴近现实，更能体现诗歌价值的那一面。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杨炯不佩服王勃，反而特别佩服卢照龄。

（参考资料：《旧唐书》《新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