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黄逸
尔来十五年，残虏尚游魂。
遗民沦左衽，何由雪烦冤。
这是诗人陆游在《感兴二首》中的句子。将“左衽”视为“受异族统治”的象征，是南宋时常用写法，比如陈与义的“丧乱哪堪说，干戈竟未休。公卿危左衽，江汉故东流”。再如胡铨在《戊午上高宗封事》中写道：“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金虏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金虏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
大同北魏彩绘乐俑
中原服装从来是左衽、右衽均可，所谓胡人“披发左衽”，或丧服左衽，虽出自经典，但从考古看，绝非通例。
陆游等反感左衽，是特殊时期的激愤之语，一方面是自唐末起，中原王朝有“排胡”倾向，这种心态长期延续；另一方面是遭遇亡国之痛，错误地寄情于旧服。
令人惊讶的是，左衽、右衽这种不靠谱的说法近日再起波澜，因迪士尼角色玲娜贝儿玩具的中秋服（其实不是汉服）是左衽，被网友批为“丧服”，是“辱华”，实属贻笑大方。
首先，热爱传统文化是好事，但不深入了解，乱怼一气，好事就成了坏事。
其次，不应把地方知识当成普遍知识，要求别人也熟知。
第三，了解不多便急于卖弄，动辄恶猜，有失涵养。
第四，特殊时期的误会，不应当成真理。
关于左衽、右衽的辨析，前人成果汗牛充栋，至今误会流传，可见科普之难。
古人只说了“三句话”
“汉服”之说，不早于汉武帝后期。《史记》中，贰师将军李广利征西域遇挫，与部将赵始成、李哆等人商量暂驻西域宛城，称：“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可见，此时中原人仍自称“秦人”，服装应也是“秦服”。
为讨论方便，本文将商代中期以后，至民国时期的中原服装，统称为“汉服”。
在先秦文献中，只有三条涉及左衽。
一是《论语·宪问》中记孔子的话：“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没有管仲，我们早被夷狄征服了，如今只能“被发左衽”。“被发”一般认为是披散头发，而不像中原那样戴冠。“左衽”一般认为是左边衣襟压住右边衣襟，这被认为是胡人的穿衣习惯。朱熹便注为：“被发左衽，夷狄之俗也。”
二是《礼记·丧大记》：“小敛大敛，祭服不倒。皆左衽，结绞不纽。”孔颖达解释说，中原服装右衽，因左手解带子比较方便，但逝者的丧服左衽，表示不用再解带子了。
三是《尚书·毕命》：“四夷左衽，罔不咸赖，予小子永膺多福。”意思是四方的蛮夷都不值得信赖，但《毕命》已确认是后人伪造的，不论。
记录如此少，作为后人“中原右衽，夷狄左衽”“活人右衽，逝者左衽”的论据，显然不够。
其一，从甲骨文看，商代已有左衽、右衽之分，与《论语》《礼记》成书时间相距甚远，两书未必确知其渊源。
其二，两书只是随口一提，未必是定论，后人有过度注释之嫌，且未拿出依据。
汉画像石上左衽更多见
更大的问题是，文字记录与考古结果严重不符。大量出土文物证明，古代中原服装不分左衽、右衽，周边夷狄的服装亦如此。
从先秦到汉代墓葬中的石刻、铜雕、图画中，左衽与右衽均有。比如：
河南安阳殷商墓葬中出土的玉人，右衽。
四川“三星堆”出土“大立人”，左衽。（也有学者认为是左袒，即左边光膀子）
辽宁西丰县西岔口汉代墓葬，两武士牌，一左衽，一敞怀。
山西侯马东周男女人物陶范，均左衽。
河南洛阳金村战国巫女玉雕，均右衽。
徐州北洞山西汉墓男俑，有左衽。
在汉画像石中，左衽更多见，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日神、月神、羽人等都是左衽，侍者、武士、门吏等也常左衽。甚至在同一图案中，有的是左衽，有的是右衽。有学者认为，左衽、右衽可能没有特殊含义，只求对称——图左人物画成右衽，图右人物画成左衽。
坊间传言称，右衽与左衽来自劳动。中原重农耕，右衽时，右手可方便将小工具存放在怀中，而游牧民族多左手持马缰、右手拿武器，左衽便于左手入怀取东西，且左胸多一层布，能保护心脏。
这些说法与朱熹的注一样，都是“合理推断”，人类中10%是左撇子，这该怎么办？此外，游牧与中原都是多民族构成的，游牧人群也有农耕，中原民族亦乘马，这些“功能性”设计岂不适得其反？
此外，古人服装设计与礼制关系密切，不以实用为本。从甲骨文、金文看，“衣”的字形即衣襟叠压，有时偏左，有时偏右，说明此时左衽与右衽没有严格区别。
汉代对胡风持开放态度
那么，孔子说错了？
孔子可能也没错，当时中原战乱，只能夸大华夏共同体意识，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将右衽、着冠等也转化为身份象征。不仅孔子如此，《左传》也写道：“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体现出在特定时期顾影自怜的心态。
汉代则军事强大，压制了北方匈奴。1993年，江苏省尹湾汉墓出土《武库永始二年兵器集簿》，记录东海郡武库状况：弩机53.8万件、1145.8万支弩箭，7.75万张弓和120万支箭，14.3万套皮甲，近10万把剑和2.5万口刀，兵车7000多乘……一郡且如此，全国战力堪称恐怖。
汉代对胡风文化持开放态度，丝绸之路开通后，汉朝派往西域的“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
汉武帝时，“西域献吉光裘（光亮毛皮制成的裘服），入水不濡，上时服此裘以听朝”，汉灵帝时，“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座、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竞为之”。
东汉时，大量胡人内迁，到公元3世纪，关中100多万人口中，胡族约占一半。山东、陕西、河南、四川等地出土的东汉神仙图像多左衽。文化自信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之上，孔子时条件不行，所以纠缠细节，汉儒则心态平和、大而化之，坚守华夷平等，即“中国之与边境，犹肢体与腹心也”，主张“畏其威而从其化，怀其德而归其境”“附远宁静，怀来万邦”，反对开疆拓土、妄起战端。
唐从“尚胡俗”到“排胡”
孔子眼中的“大问题”，在汉儒看来是可有可无的“小问题”。此后三国魏晋南北朝，包括唐代初期，左衽、右衽虽常被提起，但未引起太大反响。
一方面，唐朝君主有鲜卑血统，尚胡俗；
另一方面，魏晋南北朝期间中原混战，北方尽被胡尘，世风已变。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靿，皆便于涉草。胡人乐茂草，常寝处其间，予使北时皆见之，虽王庭亦在深荐中。予至胡庭日，新雨过，涉草，衣裤皆濡，唯胡人都无所沾。”
唐朝初期对胡风同样持开放态度。“慕胡俗、施胡妆、着胡服、用胡器、进胡食、好胡乐、喜胡舞、迷胡戏，胡风流行朝野，弥漫天下”，可“安史之乱”后，唐朝态度大变，转向“排胡”。据《新唐书》，唐朝共369名宰相，胡人所占比例不足7%，且多在唐初，如宰相长孙无忌、于志宁、宇文士及、宇文杰、豆卢钦望等。
唐宣宗时，白敏中（白居易的堂弟）拜相，同时有毕諴、曹确、罗劭权，可能都有胡族血统，宰相崔慎猷立刻辞职，称：“我该回家了，如今担任中书令的，都是蕃邦的人。”
唐文宗时，郑覃任宰相，他重提左衽、右衽，说：“晋武帝以采择之失，中原化为左衽；陛下以为殷鉴，放去攸宜。”意思是晋武帝当年误把中原服制改成左衽，不久亡国，您不能忘了历史教训啊。
“排胡”运动的后果是，华夷之辨再被夸大，北方胡人渐少，多去南方发展。
左衽、右衽非华夷标尺
“排胡”之风延至宋代，而北方最大威胁契丹左衽，宋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下诏：“敢为契丹服，若氈笠者、钓塾者，以违御笔论。”钓塾即袜裤，妇人之服。可宋徽宗时，京城处处歌蕃曲、用蕃物。
契丹百姓也喜欢中原风格，北宋重臣韩琦记：“契丹宅大漠，跨辽东……至于典章文物、饮食服玩之盛，尽习汉风。”乾亨年间（979-982年），契丹改革服制，三品以上北班官员行大礼必着汉服。1055年，所有官员典礼时均穿汉服。
北宋灭亡后，南宋学者吕中竟认为，幽云未收回，皆因“中国之民陷于左衽”，创深痛剧，人易失理性。
学者董晓荣钩沉，蒙古人初期袍服与突厥人同，均左衽，宋代时成右衽。宋人彭大雅在《黑鞑事略》中记：“其服，右衽而方领，旧以毡毳革，新以紵丝金线，色以红紫绀绿，纹以日月龙凤，无贵贱等差。”
1253年至1255年见到蒙古的法国人鲁布鲁克说：“这种长袍在前面开口，在右边扣扣子。在这件事上，鞑靼人同突厥人不同，因为突厥人的长袍子在左边扣扣子。”
贵由汗时代曾到蒙古的意大利人加宾尼说：“第一天他们都穿白天鹅绒的衣服，第二天……那一天贵由到帐幕穿红天鹅绒衣服。”元朝公务礼服是质孙服，右衽，此时已制度化，每天换一种颜色，且全体统一。据《元史·舆服志》：“质孙，汉言一色衣也，内庭大宴则服之……下至于乐士，皆有其服。精粗之制，上下之别，虽不同，总谓之质孙云。”
极少量质孙左衽，在小范围内使用。左衽、右衽绝非别华夷的标尺。
大可不必强做解人
明代朝鲜使臣常从海路来中原朝贡，留下《朝天录》，据1623年7月至1624年4月来华的赵濈记：“女子且有左衽者，岂齐鲁遗风有左衽之俗耶？怪哉怪哉！”赵濈精通儒家典籍，自然知道左衽是丧服或胡服，而山东又是圣人之乡，岂能不知此礼？
学者刘宝全、邵双双在《朝鲜使臣中的明末山东社会风俗》一文中指出，朱元璋登基后，大搞“去元化运动”，“诏复衣冠如唐制”，可唐朝服制有很多来自北方胡服，并不是什么“正统的中原文化”。上面懵懂，下面只好乱穿。
朝鲜另一位使者崔溥在《飘海录》中，也说中国江南“妇女所服，皆左衽”，江北则“自沧州以北，女服之衽，或左或右。至通州以后，皆右衽”。
中国是大国，地域文化丰富多彩，除非极端强制，不太可能全民都左衽，或全民都右衽，自古都是各从其便，偏偏一些别有情怀的人，总想把这些生活细节统一化，以创造共同的身份感，目的是以寡御众，但鲜有成功者。
后人不明其理，强做解人。有人甚至称，中原自古右衽，左衽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副产品，其实“胡服骑射”改造的是下裳，当时裤无裆，需外罩深衣，无法骑马，赵武灵王将游牧民族的裤子引入中原，和左衽、右衽无关。
左衽、右衽是非常小的事，即使说错了、用错了，也不必口出恶言，何况人家原本没错。这种过于狭隘、锱铢必较、绝不宽容的精神，难免落入吕中式的误区，拿非理性当解决方案。可吕中忧国忧民，比懂得少还要卖弄，要强得多。（责编：沈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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