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宋朝建立的时候，中国已经遭遇了黄巢之变和五代十国的战乱，这一战乱将之前朝代留下来的门阀世家全部消灭殆尽。唐朝近300年间只有7000多位进士及第，而到了宋朝，前4位皇帝在位期间就已经有7000多人登科了。可见，宋朝虽然面积狭小，统治阶级却不断在扩张，平民老百姓当官变得更加容易。因此，宋朝的科举比照前朝，这一制度拉近了官民距离，也让老百姓感觉，做官并非遥不可及的事情。

两宋可以用“文官盛世”来形容。因为两宋朝廷给了文官太多的福利，也给了读书人太好的待遇——当然，这些待遇的成本，是建立在掠夺百姓的基础上。

宋朝建国之初，太祖皇帝赵匡胤于中唐以来百余年的战乱，为了避免大宋江山也重蹈前朝覆辙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于是赵匡胤便立下了所谓的“祖宗之法”：以文治天下。宋太宗在其即位诏书中也有祖宗之法不可逆的说辞：

“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

宋太宗不仅身体力行，还言传身教，对他的继任者宋高宗也是如此：“名此，欲我儿有常德，久于其道也。”（宋太宗确定太子之时，便将太子名字改成了恒）宋高宗即位皇帝之时再次强调“祖宗之法”写的重要性：“先朝庶政，尽有成规，务在遵行，不敢失坠。”既然三位有作为的先皇都陆续遵从“祖宗之法”，后来的皇帝也必然要“垂子孙之贻谋，光祖宗之大业”。宋代的“祖宗之法”也陆续被后面的皇帝和大臣不断完善。最核心的是两大制度设计：

第一大设计，则是重文轻武：“与士大夫治天下”。尽力打压武将地位，扶植文官地位，甚至边关统兵，也是派遣文官具体负责指挥部队——比如宋仁宗之后的宋夏战争，负责指挥宋军的前敌最高指挥官，或者是文人（比如韩琦），或者是宦官——比如元丰五路伐夏战争中，就有太监统帅军队打仗的记录，甚至宋徽宗把太监头目童贯，视为军事奇才。并且，两宋在舆论导向上，也对武将、军士百般侮辱，比如将军士辱骂成“贼配军”。

第二大设计，则是分权之术：“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虽然大宋皇帝防备武将起兵造反，但是对于文官，也并没有十分信任。为了防止朝廷出现文官大权独揽甚至弄权现象，大宋朝廷在同一个岗位上，设置了多位主事官员，不仅如此还将官、职、差遣分离，这一制度的积极意义在于，任何官员想要弄权都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但消极意义在于“九龙治水”：官太多了，官僚之间互相踢皮球、不做事成为常态，毕竟集体责任无法追究。这导致在整个北宋，几乎没有权臣弄权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