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是清末著名的国学大师，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都卓有成就。《人间词话》为其代表作，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文章从文学批判的角度体现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他最大的贡献在于突破了传统道德伦理的视界，吸收西方美学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中，把美学推向了生存本体论的层面。

王国维的美学思想

王国维的时代开始接受西方叔本华、尼采、康德等人哲学思想的影响。而真正对王国维产生影响或者说被他所接受的只有叔本华一家之说，而对于康德、尼采等并未接受太多，基本采取了与叔本华一致的观念。在接受叔本华思想中，王国维将重点落在了叔本华美学中，并与传统审美经验做论述，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对叔本华美学的转化上，他主要将叔本华美学思想具体到文学作品上，在文学批判中展示美学主张，极少抽象地谈论美的概念、美的本质。虽然王国维深受传统儒家价值观的影响，曾两度以前清遗老身份投江殉情，但在对待传统审美趣味上，王国维大胆以西方美学价值标准对其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一切美皆形式之美”，并把美的形式分成“第一形式”和“第二形式”。第一形式指自然美和社会美，即客观现实中的美；第二形式指客观现实反映在各种艺术中的美的形式，也就是由客观自然之美的第一形式而创造出来的艺术美，并系统地将西方美学观念在中国艺术领域中进一步继承和发展。

综观历史，中华文化到了近代日渐衰落，文学、书法、绘画、工艺美术等艺术形式每况愈下，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审美上的停滞、疲劳。王国维感慨：“美术之无独立价值也久矣。”长久以来，美学一直附庸于儒家的政治主张需要与伦理实际需求。在中国文化史上，一直缺少应有的独立性地位，致使艺术形式停留在如何生计、如何服务的层次，不能进入存在的层次、精神的层次，最终沦落为情感表达与宣泄的工具，失去了更为纯洁、质朴的精神品位，造成了对中华民族群体性无意识伤害。《红楼梦》的成书带来了全新的审美体验，一方面似乎又回到了《山海经》的混沌缥缈、《诗经》的柔情浪漫，另一方面又对权力、政治的一反常规地否认。对于《红楼梦》的美学研究，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讲：“呜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于其解脱之道。”“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王国维从宇宙的角度俯视人间疾苦，阐释了《红楼梦》的价值所在，而当时的“国人之精神”正是对官、权、财、义、孝、廉等伦理价值的崇尚。在《人间词话》中也有宇宙视角的描述：“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的宇宙视角，一定程度上也与老子、庄子的自然观相近。王国维认为美并非后天深厚的知识、丰富的阅历和理性的思考，而是扎根在生命中的自然内涵，回归到东周前先人对人生、对自然、对宇宙的最为原始的看法。由此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开篇就引用了老子和庄子话语：“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忧患与劳苦之与生，相对待也久矣。”

王国维的“境界说”

“境界说”是王国维主要的美学主张，“境”的概念在我国历代艺术家的评论中经常运用，例如南朝画家谢赫的“气韵”、南宋诗人严羽的“兴趣”、唐张璪的“神气”、清代王士桢的“神韵”等，王国维则将此不同提法提升至美学的本质论高度。“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有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王国维将五代北宋之词放在了后无来者的地位，可谓境界之高。“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正所谓有情有景，情景交融，王国维在叔本华美学理论下，将“情”和“景”的关系进一步阐释为如下关系：

首先是“自然”和“理想”的关系。“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当今我们习惯将“写境”解读为“自然”，“造境”译为“理想”，即西方所谓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派。自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理想是虚构的、想象的，然而主观的虚构和想象必然是基于经验系统的基础之上，换句话讲，理想很大一部分是在自然基础之上形成的，并展示出理想的诸多特征。在王国维看来，“自然”和“理想”需融会贯通，浑然一体，且反映出两者的本质内涵，这就是最高境界。王国维评元朝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道，“纯是天籁”，“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对于这首诗“自然”和“理想”的评价，王国维道，“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他强调的是理想的自然表现。在《人间词话》中有很多此类例子。王国维在对古文评论中进一步指出，写景要写到本质，写情要写到本性，如此两者才有深层次的呼应，而后才有“美”可言，才有“意境”可言。

其次是“入”和“出”的关系。王国维讲“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入”是艺术家对自然、人生的观察、体会、感受和领悟等。“入”的本领似乎人人具备，不同的是艺术家能够发现自然和人生更为本质的内涵，感悟更为深沉的哲理。“出”是常人所不具备的更为难得的品质，它要求艺术家摘掉常人的有色眼镜，放下常人的本位思想，具有敏锐的眼睛，洞察万象，具有宽广的内心去观照人生。由此才能“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得到万物本性。

最后是“渐悟”与“顿悟”的关系。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到成大事者必经的三种境界：“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历三种之阶级：‘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同叔《蝶恋花》）此第一阶级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欧阳永叔《蝶恋花》）此第二阶级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辛幼安《青玉案》）此第三阶级也。”无论从文学角度还是美学角度，他的这种境界观念在当时是开创，也是总结，历代凡成大事者，必经如此三种境界，可谓艰辛之路。这三首词比喻的是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积累消化、思考感悟方面的相关内容。第一、第二层境界讲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把握过程，从认知美到艺术作品的物化艰辛过程，也是渐悟的过程。第三层境界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上的顿悟，体现创作过程的游刃有余、自然流露、身心愉悦，毫无前者的憔悴之感。

对于境界的“落实”，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认为“能表达出真感情的艺术作品就是有境界的好作品”，他强调了感情因素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并将感情因素贯穿在文学创作和教育评论中，对当代设计的“情感化设计”也有借鉴意义，首先是“情”与“景”的辩证关系在当代设计中的运用，其次是“境界”不同层面的交互与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