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陈寅恪，曾在西南联大课堂上，这样说：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

近日讲过的，我不讲；

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

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

现在，只讲未曾讲过的。”

陈寅恪真霸气，可这么霸气的他，却对一个人推崇备至。他说，“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

这个人就是王国维。

王国维一生著作颇多，仅三本足以傲视整个学术界：

《殷墟书契考释》的发表，将中国历史向前推进1000年；

《流沙坠简考释》被鲁迅称为真正研究国学的书；

《古史新证》中的“二重证据法”，成为了二十世纪考古学与考据学的重大革新。

郭沫若这样评价王国维：

“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然而这样一位，学贯中西、博学多才的王国维，却在人生巅峰时期，选择自沉湖底。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877年12月3日，在钱塘江边上的一座宅院中，王国维呱呱坠地，声音不算响亮，但却在不久的未来，发出中国最震耳欲聋的声音。

7岁时，王国维开始接受启蒙教育，并在父亲王乃誉的指导下博览群书，涉猎了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逐步形成了读书的志向和兴趣。

15岁时，王国维考取秀才之名，与陈守谦、叶宜春、诸嘉猷被誉为“海宁四才子”。

王父对王国维寄以厚望，希望他走仕途，重振家族荣耀。不料向来遁规蹈矩的王国维，突然“叛逆”起来。

王国维的“叛逆”之路，要从前四史说起。他在《三十自序》中说，“16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积蓄之钱，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

王国维发现，相较时文绳墨，他更偏爱文史典籍。王父才不管王国维的喜好，催促他去赶考。而，他在秋闱考试中交了白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