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历代帝王揽权，常用方法便是绕过宰相领导的政府（明清更是不置宰相，皇帝自任政府首脑），直接下手诏。

仁宗并非没下过手诏，但都不是出于揽权——“帝性宽仁，宗戚近幸有求内降者，或不能违故也”：他性子软，有些近臣跑官，他不好意思拒绝，只好下一道手诏，请宰相给予破格提拔。

“雷人”之处在于，仁宗知道这是破坏法制的事，总是事先给宰相打好招呼：

凡我所下手诏，你们不必遵行，退回来就行了。

王权大不过制度。做不到不私发手诏，却明言其手诏“毋辄行”，这便是君权的自我克制。

1608年，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要亲审一起案件，被法官们断然拒绝。

詹姆士大怒：我是国王，和你们一样具有理性，由我进行审判是合理的。大法官柯克反驳道：的确，上帝赋予陛下丰富的知识和非凡的天资，但陛下对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

詹姆士更加生气：你们还要不要国王的领导了? 大法官答：国王在万人之上，但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

1608年，对应大明万历36年。但是，让我们看看比詹姆士一世要早500多年的宋仁宗。

宋仁宗也曾要过一把大法官的瘾，当时的风俗是，“近臣有罪，不付有司议法”，仁宗自己当法官，准备直接给近臣判罪。

“近臣”为皇帝身边的内侍，属于皇室家奴，以家法私自处置理论上并无不妥。但谏官王贽还是站出来抗议：“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于圣断，前后差异，有伤政体，刑法之官安所用哉？”

王贽认为，司法是一门专业技艺，“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这里面的细微处，君主未必通晓。

假如“一切出于圣断”，难免会因为不专业而出现差异裁决，闹出笑话。况且，君主当法官，叫专业法官往哪里摆？因此，王贽提出，“请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

宋仁宗是怎么回应的？“许之。”

两个故事相似，但结局大不同。

在柯克的故事中，“詹姆斯勃然大怒，柯克感觉到落在他头上的全部力量，忙不迭祈求陛下怜悯他、宽恕他”。随后被免职。宋仁宗却最终采纳了王贽的意见。

很显然，宋仁宗比詹姆斯一世更会克制自己的权力欲，也更尊重司法的独立性。

晚清的立宪派一直想说服清廷“虚君立宪”，终究失败，如果将满清转换成宋仁宗时代，“虚君立宪”的转型，又将是一副何等气象？

缺乏野心、霸气和手腕，实事求是地说，宋仁宗的确谈不上雄才大略，在国人的传统认知中，根本算不得杰出。

但他节俭、谨慎、宽容，他有私德、不折腾，仁宗时期的中国或许不是“大国”，彼时的宋朝人却最接近“大国公民”的表征，这，也许才是文明的真正内涵。

然而，我们不得不抛出这样的疑问：这么好的一个皇帝，为何在我们的历史上没有被大书特书？更加遗憾的是，为何这种更符合人性的国家治理方式，没有流传到后世？

事实上，大多数朝代创建之初，基本上都是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但当国力渐渐恢复，基于专制统治的独占性本质，皇权与无为而治思想无法兼容，朝代之初的治理理念必然被碾压。

因此，历史上数百位皇帝中，也仅仅有汉文帝、宋仁宗等极少数几位将这种道家思想贯彻到底。

同理，尽管在宋朝这样一个拥有宽松环境的时代，宋仁宗的出现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传统制度的“人治”本质，必然导致再好的治理模式也将无法常继。

道家古老的“无为而治”思想，就这样一直在历史的长河中闪着微弱的火花，但恰恰是这微弱的火花，最贴近现代文明中的保守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