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鲁迅弟弟周作人被控以汉奸罪。被审判时，他身着纯白的夏布长衫，身形削瘦，看起来很是文弱。但他的身上，却并没有书生的优雅、飘逸的气质。

当时在《中央日报》任记者的龚选舞曾这样形容他见到周作人：

“剃掉日式胡子、戴上副没边眼睛，有几分书卷气，他和他的老哥鲁迅一样，那黑黑的两道浓眉以及一副横肉面庞上凸起的巨鼻，怎么说也少却那眉清目秀、体态清瘦的江南特有的书生味。”

审判当日，公诉书罗列的周作人罪状包括：任伪职期间，遵照日本政府侵略计划实施奴化教育，编修伪教科书；协助敌人调查研究华北资源，便利其开掘矿产，搜集物资，以供其军需；参拜靖国神社；鼓吹“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目标”，为日本侵略涂脂抹粉服务，发行有利敌伪宣传报纸等等。

周作人对这些指控不服，他聘请了律师，甚至还亲自答辩。

这本是一场不太引人注意的审判，毕竟，相比丁默邨、周佛海等人，他在卖国的路上，走得还不算太远。但因为他是鲁迅的弟弟，加上“小有文名”，当日旁听的青年不少。

审判一开始，周作人就申明：自己出任伪职是有苦衷的。他列举的苦衷包括：日军占领北平后，他处境恶劣，生活困难。他还特地讲到了元旦遇刺，说自己虽毫发未损，却感觉自己“生命受到威胁”。

周作人当时并不知道：他当日遇刺，并不是日本人*，而是抗日*奸团所为。他们就是看不惯他做汉奸，才动的手。

周作人遇刺后所摄（箭头所指为被枪伤位置）

当被问到全面抗战开始后，他为何不走时，他说：“原以为卢沟桥事变不过是中日在华北的又一次地方冲突事件，不久即可解决，因此才留在北平没走。”

周作人还说：“我并非真心留在北平投敌，而是想维持教育，抵制奴化，减轻占领军造成的伤害。”这话的言外之意是：他不仅没卖国，还在救国。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因证据确凿，周作人于11月16日，被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以“周作人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有期徒刑14年”。

当年，周作人年62岁。

12月，因对审判不服，周作人申请复判。在申请书中，他竟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颖”的辩白，他说：自己在努力将 “儒家思想” 纳入 “大东亚共荣圈”，以同化日本人。

为了佐证自己这一奇葩的观点，周作人还说：

“五代、辽、金、元、清等异族统治时，政治上有所变化，在文化上则始终是整个不变，没有被打倒过。”

周作人在审判现场

一心为自己辩白的周作人显然忘了：文化同化是一个过程，需要漫长的时间，且交织着历史的残酷和血腥。

不得不说：所谓“文化同化日本”，不过是周作人为自己的卖国行径，找的牵强借口罢了。

周作人多少是幸运的，因为国府垮台前，只将被判无期徒刑以上的汉奸押往上海集中，其他仍留在上海，他最终仅仅坐了四年牢，就重获自由了。

而在狱中时，周作人的生活也过得平静而有规律。龚选舞在《1949国府垮台前夕》一书里，曾这样讲述他的狱中生活：

“每天早晨六时起床，洗刷后再押回囚室。此后，上午八时及下午四时打进早晚两餐，每餐一饭一汤，不算很好，但餐后半小时的‘放风’，却大可出门舒展筋骨。”

因为在狱中很闲，周作人除了饮苦茶、读古书，写了一些古诗外，偶尔还写些条幅，给狱内外人士。

1949年1月26日，周作人出狱。出狱后，他先是坐火车到学生尤炳圻在上海的家暂住。之后不久，他便和妻子羽太信子及全家一起定居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