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蓝梦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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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原名周树人，他有一个弟弟名叫周作人，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文化汉奸。

“鲁迅的弟弟”、“文化汉奸”，这是周作人永远无法摆脱的两大标签，以至于人们几乎要忘了，他还是作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的开拓人，以及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周作人像）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张中行先生曾说：“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兄弟，一刚劲，一冲淡，平分了天下。”

人们常说鲁迅和周树人这对兄弟，一个是大作家，一个是大汉奸，其实也可以说，一个是大文豪，一个是大学者。

论才华，周作人不输鲁迅，论学术，周作人甚至超过了鲁迅，尤其是在翻译领域。

周作人当了汉奸，这是他人生中永远无法洗白的污点。周作人对日本的偏爱，由来已久，他不仅娶了日本女子羽太信子为妻，还格外痴迷于日本的生活情调，他在回忆日本留学经历时说：“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

（鲁迅）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大学撤离北平，仅四位北大教授留守，其中就有周作人。当时他们选择留下倒也并非是想好了要等着当汉奸，而是受校长蒋梦麟的委托看守校产。抗战胜利后，蒋梦麟曾就此向审判法庭出过证明。

不过，周作人后来当了汉奸，也是不争的事实，1939年元旦的枪击事件后，他先后出任了汪伪北大文学院院长、汪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等职，还曾三次南下慰问所谓的日本“勇士”。

周作人投敌叛国，不仅源于他娶了个日本老婆，与他与生俱来的性格也有很大的关系。鲁迅曾评价自己这个弟弟说：“他有孩子大哭于旁而依然看书的本事，我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

（周作人与日本老婆羽太信子）

周作人的这种性格特点，说好听点叫超然物外，说难听点就叫麻木不仁。在那个群情激奋的时代，当所有读书人都筹谋救国时，他却只想置身事外，一心扎在学术问题里。这种冷漠，达到了不顾国家存亡的程度。

1946年，当周作人因汉奸罪受到审判时，他曾辩解道：“头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像我这样三四等的人，不免出来勉为其难，不致让五六等的人愈弄愈糟。”

这段话中，周作人终究是“自谦”了，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界，他绝非是“三四等”，而是“头一等”。只是，在民族大义面前骨头确实软了些。

（1946年，周作人在南京受审）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出任北大代理校长，他本着“汉贼不两立”的原则，上任伊始便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

当时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周作人愤愤不平，写了一首打油诗嘲讽傅斯年：“仓促骑驴出北平，新潮余响久消沉。凭君箧载登莱腊，西上巴山作义民。”

以防观者不明其意，周作人还特意注解道：“骑驴系清朝状元傅以渐的故事，此乃谓傅斯年也。”

这里涉及一些历史知识：傅斯年的先祖名叫傅以渐，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状元，官至兵部尚书，响当当的一品大员。傅以渐因为身体肥胖（傅斯年亦然）不便骑马，经常骑驴上朝。

周作人此诗的言外之意就是：你傅斯年的老祖宗，又何尝不是为异族效力的汉奸？

由此可见，周作人无耻归无耻，才华还是有的。

（周作人）

正如上文所言，周作人最厉害的还不是写作，而是翻译。他是个语言天才，精通多国语言，尤其擅长日语和古希腊语。

周作人曾为汉奸，却并没有被严惩，新中国成立后，他虽然被剥夺的政治权利，却得以居家工作，专事翻译和写作，每月稿酬200元，远高于同类作家。

周作人以戴罪之身，却能得到如此厚待，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的才华。建国初期，人才匮乏，懂日语的尚且不难找，懂古希腊语的却实属罕见，所以周作人被委以重任——负责翻译希腊古典文学和日本古典文学。

（周作人晚年）

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周作人交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日本文学和古希腊文学经典汉语译本，但不允许以本名出版。所以，我们小时候都读过《伊索寓言》，却鲜有人知是大汉奸周作人操刀翻译的。

除了《伊索寓言》，我们如今读到的很多希腊文学和日本文学也都出自周作人之手，比如《希腊神话》、古希腊喜剧《财神》、古希腊悲剧《欧里庇得斯悲剧集》、日本现存最古的史书《古事记》、平安时代随笔代表作《枕草子》等，不胜枚举。

1966年，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已经81岁的周作人遭到了清算与虐待，不堪其辱下，他曾两次写信给派出所请求服用安眠药“安乐死”，未果。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被邻居发现死于自家的铺板上，据说是下地解手时突然发病去世的，终年82岁。

（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