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达“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由此拉开序幕。同一天，光绪帝又下谕申明了变法的决心，并斥责守旧大臣：

“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自此日起，光绪帝在维新派的辅佐下，屡颁谕旨，行使新政。至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变法失败，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如今，回顾百余年前的这段戊戌维新，它的历史贡献在哪里？它的局限性又在哪里？

戊戌变法是一场旨在图强御侮的变法远动，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希望中国大变、快变。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戊戌变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很多措施并不符合当时的国情，它失败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退一步说，就算没有慈禧的干预，这场维新运动也不会走得太久、太远。

然而要是将戊戌变法一棍子打死显然也是不公平的，短短103天的维新运动还是给中国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它贡献也是巨大的。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戊戌维新在政治上要求改变封建专制君主制度，建立近代的君主立宪国家。

中国本来是个封建国家，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政治上是绝对的封建专制君主统治，文化教育上崇尚儒家的纲常伦理，实行科举八股的教育考试制度。这样的体制和英、法等国在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近代国家比起来已经大大落后。

落后就要挨打，因此，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抵抗外国侵略，屡战屡败。事实证明：传统的封建制度在近代世界中已经不能生存下去。洋务派已经意识到外国的先进性，他们用西法制炮造船，开工厂、筑铁路，但洋务派不想根本改变旧制度，只想在器物的层面上学习西方的长处，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际含义。

维新派的先进之处，在于认识到器物层面的某些改变根本无法挽救中国，必须从根本制度上进行改革，把传统的封建专制农业国，改变为近代君主立宪的工业国。所以他们主张要“大变”、“速变”、“全变”，大大突破了洋务派认可的变革范围。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皇帝君临万民，独揽一切，权力不容分割，不受制约，排斥了人民大众参政议政的权利，是造成不公正、不平等以及暴政、动乱、腐败的根源。因此，维新派强烈要求改变专制制度，他们借用法国启蒙思想将卢梭的“民约论”思想，谭嗣同就尖锐指出：

​“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先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举之，则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

这种言论在当时是十分大胆而新颖的，而且他们尽情揭露了君主制度下的悲惨现实，直斥清朝的统治“如黑暗地狱，直无一法一政足备记录，徒滋人愤懑而已”。

尽管维新派的主张客观上只能为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分享政权开辟道路，以当时的情况而言，并不能真正挽救中国。但维新派力争制约君主权力，摆脱专制主义的束缚，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只有人们不相信君权的神圣，从专制皇权中解放出来，才有可能继续前进。所以，戊戌时代这一思想解放为许多知识分子的进一步革命化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