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产出效率的增长一方面靠改革（1991-2001年改革红利阶段），另一方面靠开放（2001-2008开放红利阶段）。其中1991-2001年为改革红利阶段，劳动产出年化9.02％增长率；2001-2008年为开放红利阶段，FDI与外来先进技术、管理等带来劳动产出年化10.24％增长水平；2008-2018年放水修复阶段，劳动产出年化增长为7.86％。

3. 欧盟尤其是欧元区在经济一体化的演变过程中问题重重

作为高阶版的一体化系统，欧盟的经济一体化除了在贸易与投资领域的自由开放外，还突破了主权国家的权力架构走向政策协同等更深层次的跨国融合。但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一体化”过程中的不一致导致各成员国政策失衡。

由于欧盟统一的贸易、投资和货币政策难以兼顾每一个成员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导致不同的成员国加入欧盟的收益和成本差异较大。从收益看，欧盟成立以来，小国如爱尔兰、匈牙利等国收益较大，其GDP年化增速分别为7.59％、5.48％，同期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GDP年化增速分别为2.65％、3.25％、2.77％、1.72％；欧盟国家收益分化自2008年以后扩大，2008年至2017年，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的GDP年化增速分别为-0.22％、 -1.08％、 -1.35％、 -2.32％，而希腊的GDP年化增速为-6.15％，截至2017年，希腊的GDP总量仅为其2008年的56.5％。从成本看，成员国行使欧盟统一政策的成本差异也相当大。欧盟货币政策是统一的，而财政政策却由各国自行控制。欧盟货币政策关注点是核心通货膨胀率HCPI维持在2％左右，但各国失业率分化却异常明显，2018年11月，德国、法国、意大利、希腊的失业率分别为3.3％、9.1％、10.6％、18.6％。在采用统一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各国只能通过财政政策来实现刺激需求，维持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因此导致部分国家的财政赤字失控，债台高筑。

2014年以来，难民问题冲突给欧盟的一体化政策带来面临新的危机和挑战，按欧盟难民处理架构，各国接收难民人数受欧盟强制分摊。2014年3月之前，各国按照欧盟的难民问题处理架构接受来自欧盟以外的难民。2014年3月以后，涌入欧盟的难民人数大幅上升，以匈牙利为例，该国人口981万，2015年7、8、9月分别接收3.13万、4.71万、3.08万难民，一个季度接收难民人数简单合计就占总人口的1.1％。加之匈牙利内部财政赤字率2.2％（2017年数据），大量难民涌入给匈牙利带来很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导致匈牙利民族主义抬头，2015年8月31日匈牙利开始修筑边界墙，控制难民涌入。与此同时，德国、法国都面临各种不同的难民冲突和社会困扰，成员国民族主义抬头，经济倾向普遍右转并拒绝欧盟强制性分摊政策。

三、“本国优先”政策导致经济逆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

从政治右转的趋势来看，逆全球化趋势将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继续演绎，与此同时，中国、印度、东亚经济体的高速增长使得全球经济重心呈现东移趋势。从GDP占比来看，1990年中国在全球GDP中占1.90％，至2017年时已占全球GDP的15.17％。从预期增长速度来看，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影响力将持续扩大，美国仍然保持超级强国地位但影响力相对减弱。

1. 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影响力都将进一步提高

从进口数据和资本市场权重看，中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力将继续扩大。中国进口量占全球进口量的比重从2004年5％上升到2018年10％。若维持当前进口增长速度，五年之内，中国进口量占全球比重为12％，经济影响力将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从GDP占比与MSCI全球基准指数的占比看，中国对全球资本市场的影响正待释放。2018年，中国占全球GDP比值为15.17％，中国A股在MSCI全球指数的比例仅5％，中国对全球资本市场的影响大幅小于其实体经济和外贸体量。2019年，国际知名指数公司MSCI（明晟）可能将中国内地股票在全球基准指数中的权重由5％提高到20％。中国资本市场在全球的影响力将大为提高。

2. 美国的货币霸权和军事霸权都将遇到挑战

从美元的货币地位来看，2015年美联储加息前美元在全球支付中的比例为44.6％，到了2018年11月，该比例降至38.6％。由于美国制裁伊朗、要求其他国家不允许与伊朗交易原油，2018年12月，德国、法国等欧盟国家带头，联合28个国家另建一个独立于SWIFT体系以外的跨境支付系统——SPV支付系统，试图绕过美国掌控的SWIFT资金清算体系，进行石油交易的清算。至于军事霸权遇到的挑战，主要来自其庞大的支出预算。2017年，美国国防支出为6095亿美元，1982-2017年国防支出的年化增速为3.30％，按照这样的增速，2020年、2050年国防支出将达到6600亿和1.76万亿美元。2017年美国国债余额20.49万亿美元，2018年预计达到21.97万亿美元，同样以1982-2017年国债余额的年化增速8.68％为依据，假设平均收益率为2.5％，2020年国债利息支出将接近于国防支出。庞大的利息支出将挤压国防支出，预算约束将使美国的军事霸权受到制约。

尽管如此，从近百年来积累的绝对优势来看，美国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为超级经济强国。一方面，美国在科技领域的实力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只要硅谷的优势仍存，美国经济的动力就不会式微；另一方面，美国2017年GDP为19.39万亿美元（世界银行数据），IMF预测美国2018年GDP为20.51万亿美元，GDP实际增速为2.9％。如此庞大的存量优势决定了它在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地位短时间内不会发生巨大改变。

3. 欧盟右翼政治力量抬头将导致“本国优先”的倾向越来越普遍

就欧盟而言，债务危机虽然已经缓解，但货币政策“一条腿走路”的不平衡依然存在。从欧洲稳定机制看，各国表决权取决于对欧洲稳定机制资金的出资比例。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对欧洲稳定机制的出资比例分别为27.15％、20.39％、17.91％、11.90％，德国、法国、或意大利绑上西班牙均有一票否决权（80％投票同意才能通过议案）。目前德国默克尔时代结束，法国马卡龙的民意支持率已降至25％以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经济表现都相对疲弱，且国内右翼力量较大，欧洲稳定机制或将难以发挥出其设计时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