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道貌岸然”是一个中性词的话，那么，反复介入其中的感情因素就将这个词拉向了贬义。民国晚期《人物杂志》在“学府人物”专栏有一篇署名尚爱土的文章，名为《道貌岸然冯友兰》，比较详细地记录了抗战时期冯友兰的哲学研究与学术演讲。作者的笔调和语气，对冯友兰似乎不大佩服，而且还从政治层面加以讥评。这本《人物杂志》估计是当时反对蒋家政权的进步刊物吧？

哲学家冯友兰在阅读线装书

史学家周一良晚年回忆说，当时西南联大有三大教授，冯友兰代表道家，汤用彤代表释家，陈寅恪代表儒家。周的这一回忆主要也是立足冯友兰的面部特征，美髯修长，大边眼镜。在《人物杂志》文章中，作者将冯友兰作了描述：“冯先生中等身材，经常穿着礼服，近多年来都不穿西服。留着连鬓的黑长胡子，戴一付大片眼镜，手里提一个布书袋。他不像别的进步教授，总喜欢挟着明晃晃的黑皮包。头发很长，看样子平均三个月理一次发，脸色红紫，具有一般北方人的健康，看去真是道貌岸然”。这个面部形态的刻画描写，说的是冯友兰４０年代晚期的样子。似乎这里使用的“道貌岸然”不是一个刻意安排的贬义词。

其实青年时代的冯友兰并没有那么长的胡须

关于冯友兰之“道貌岸然”的说法，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朱东润的回忆录中也留存记载。1961年，在北京大学召开全国高等文科教材编辑会议，周扬主持，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教授参加。代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朱东润对冯友兰有自己的回忆：“哲学系的冯友兰也在场，一部四五寸长的长须，给人一些道貌岸然的印象，但是闪闪有光的眼神，反而把这印象打乱了。”当周扬问冯友兰：“听说你的《中国哲学史》已经写得差不多了，是不是？”冯友兰回答说：“已经写好了”；朱东润在这里是用“一本正经”这个成语在描述冯友兰对周扬的回答语的。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朱东润，似乎有点瞧不起冯友兰

朱东润在交代这一周问冯答的背景时，有自己的一段议论：“冯友兰在解放前一直是搞唯心主义哲学的，为了赶时代，现在正搞唯物主义哲学，不过这一点大家都明白。”朱东润的议论，显然有对冯友兰不以为然的味道。朱东润继续回忆周扬的答话，说“冯老的唯物主义观点的哲学史是最好的了。我看是不是照样还写一部唯心主义观点的哲学史，相辅而行，也很不错。”朱东润接着的议论是这样的：“冯友兰的脸上有些难堪，但是到底很老练，一霎工夫以后又转得十分沉着。学哲学的人到底是有涵养的。”（《朱东润自传》第440~441页）朱东润研究的是文学、文学史，与冯友兰所专力的哲学、哲学史是有区别的。朱、冯没有个人恩怨，亦不存在学术之争，朱东润回忆录中对冯友兰明显的不满意，似乎不是从学术的而是从学人气度上讲的。

戴礼帽者为周扬，此时意气风发

宋代理学家讲究气象与涵养，这在“二程”学说中有显著的表现。程颢、程颐兄弟为河南人，冯友兰对这一河南先贤“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精神十分推崇。程颢谓“涵养到著落处，心便清明高远”，推求的是“学者须敬，守此心，不可急迫，当栽培深厚，涵泳其间，然后可以自得。”致学力行到了一定境界，“自无窒碍，左右逢源也。”程颐谓“凡看文字，非只是理会语言，要识得圣贤气象。”“识得圣人气象”，“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

清朝皇帝钦命撰修的《二程遗书》，记载了理学家的涵养与气象

作为理学大师，程颢“气貌清明夷粹”，“外和内刚，眉目清峻，语声铿锵”。程颐为学纯粹，为人耿介，《宋史·道学传》说他“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朱熹说，“明道宏大，伊川亲切。大程夫子当识其明快中和处，小程夫子当识其初年之严毅，晚年又济以宽平处。”对二程夫子之人格倍加奖誉。冯友兰对有“河南夫子”之誉的程颢、程颐自然是崇敬的，也追慕其为学为人的风概。因而在气质与品性上，就为“河南二程夫子”的道德学问和处世风概所潜移默化。朱东润所谓的“学哲学的人到底是有涵养的”自然有暗讽的味道，但以理学家品质为宗、讲求圣贤气象的冯友兰，有深刻的涵养也是不言而喻的。

宋朝理学家程颢

我不知道正统派的儒家，是否都有“道貌岸然”的一面，我也不知道“道貌岸然”与“正人君子”的用法区别在什么地方。我所理解的“道貌岸然”，似乎在原始的起因处，并不具有讽刺与挖苦的意味。随着这个词语的反复使用，以及专门运用在一个特定的人群上头，就自然出现了由褒义到贬义的发展。用在冯友兰身上的“道貌岸然”就是可以概见的贬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