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栩

（影片信息：《窃听风暴》，导演：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尔克，编剧：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尔克，主演：乌尔里希·穆埃、塞巴斯蒂安·考奇、马蒂娜·戈黛特，德国，2006年）

在对良知的演绎里，《窃听风暴》不啻于一部充满了善意的电影。它以一个负责监听“假想敌”的特工良知的苏醒在人性复苏的层面绘就了一副救赎式的愿景。

这种愿景唯有在文艺作品、影视剧中才能得窥一二，若将其放置在复杂多变的真实世界，除了会引来嗤笑与讥嘲，全然无法在人性与道德的高度构建起半分能让仍然相信尊严的人产生心理触动的内因。因为对他人生活好奇的窥视打开了一扇禁忌的“窗口”，它让禁忌得到消解，同时，也让既往所崇尚的一切价值得以重估。在重估一切的过程里，附着在偷窥之上的“不应如此”的道德禁忌转变成以围观的方式所呈现出的“本该如此”的新的道德。它给窥视他人的生活提供了一个“合理化”的借口，也引领了滋生在大众心理中新的风尚和价值体认。

所以，电影《窃听风暴》里对剧作家德瑞曼的监视开创了一个启示。它启示性的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从群体里挑选出一个假想的公敌，用这个公敌吸引火力和声讨，它们来自群体里平庸的大多数，以此拧成的一股顽石般的力量足以制造出任何难以想象的事端，从而达到操控者不可告人之目的。

正是在这种欲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理念”的操控中，德瑞曼以他“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清白”置身在“斯塔西”的监视之下。

“斯塔西”，去除它代指东德国家安全部门的时代色彩，其象征含义有着对窥视者的广泛的称谓。他们饶有兴趣的围观他人的生活，消遣之余还不忘时刻提醒自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吃、喝、拉、撒、睡的这个家伙是个早已被宣判“有罪”的敌人。这就使得诸如德瑞曼这类所谓的敌人还未被“斯塔西”们查获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亦即还未真正“定罪”），就在被监视着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尊严。

影片里的莱耶中士对德瑞曼和女友的性行为表现出异样的兴趣显然大过了对国家安全的维护。通过监听，德瑞曼的日常生活一览无遗的被录制了下来，这其中当然包括德瑞曼向女友表达爱意的亲密方式。当男欢女爱成为个人日常生活中不可割裂的一部分，其在私域空间所受到的侵犯让莱耶中士在这种事上的享受成为消解了禁忌后大众不受约束的窥视欲尽情释放的代表。

以莱耶中士的地位和他所置身的社会位置而言，这类人一旦有了窥视他人生活的机会，内心的丑恶释放在对他人隐私的享受上不脱一个恶棍的本来面目。而这，仅仅是一个低级恶棍“显扬自我”的表达方式。和莱耶中士不同，高级恶棍们的“自我”则进化到了一个令众多的“莱耶中士”难以企及的高度。

德瑞曼在官方人士眼里，是唯一一个拥有西德读者的亲党作家。这是官方的定论，它让德瑞曼毫无任何瑕疵。可是，在善于制造事端的高级恶棍们看来，毫无瑕疵或许正是德瑞曼的伪装。有了对德瑞曼新的认识，汉普部长授意古毕兹中校开启了对德瑞曼的“勇者行动”。这一行动一旦成功，汉普部长对古毕兹的许诺，“我在中央就会多一个朋友”会随之得到兑现。听懂了汉普部长弦外之音的古毕兹立即安排卫斯勒上尉主持对德瑞曼的全面监视。当然，官僚机构里上级对下级相似的许诺也会按照层级关系的原则一层层或明里、或暗里的传递下去。

透过“许诺”的本质，体制内调级升迁、利益均沾的黑恶产业链在汉普部长、古毕兹中校此等高级恶棍们的股掌中，具体操作成通过利用权力对他人的构陷与侵害，以此实现提携亲信、打击异己，用作势结伙的方式建立自上而下、独统一方的政治格局。因此，德瑞曼被“斯塔西”全面监视，不过是在其毫不知晓的情况下充当了一场政争的“桥头堡”。汉普部长认为，若是能查获德瑞曼危害国家安全的有利证据，就能让欣赏德瑞曼的何内克总理难堪，进而让政治对手陷入极大的被动。反过来说，“斯塔西”一直未能查获德瑞曼危害国家安全的有利证据，汉普部长随着影片剧情的演绎愈加气急败坏，直至如坐针毡，则真实的反映出政治的摆锤已向有利于汉普部长政治对手的那一方倾斜而去了。

无论恶棍们对德瑞曼的加害如何不得人心，《窃听风暴》最终以特工卫斯勒上尉的善与良知终结了“勇者行动”。不可否认，卫斯勒良知的苏醒体现了普通人向往美好的愿景。它在文艺作品里是一个“神话”式的存在，在真实世界却没有这个“神话”赖以存活的土壤。真实世界里唯有以勇气作剑，刺穿黑暗的屏障，善才能在与恶的对抗中昭示出它那弱小但终将汇聚成风暴般的力量。

（全文完。作于2021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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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栩。所用笔名有王沐雨、许沐雨、许沐雨的藏书柜、王栩326，定居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