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陶谦原本只是朝廷所任命的“刺史”。之所以能够在短短数年的时间内，安定州府内政，并进位徐州牧，成为天下最强大的诸侯之一，就是因为他籍贯丹阳，在当地有着家族势力的支持，也有着征兵募卒方面的便利。
于是，陶谦很快利用自己的优势，在麾下聚集起一支人数不少的“丹阳兵”。这支部队不仅能吃苦耐劳，而且在沙场上能征善战，成为了陶谦敢于与兖州的曹操为敌，并且试图争霸天下的最大本钱。
不仅如此，后来孙策脱离袁术，并进发江东的时候，也曾在丹阳郡深处的泾县（今宣城市泾县）募兵得数百人。也正是靠着这支部队，孙策打败了刘繇陆康等人，建立了孙吴霸业的基础……虽说此间大部分功劳，都在于孙策的本人的军事能力和用兵水平。但是不可否认，丹阳兵悍勇善战，也是孙策取胜的重要筹码之一。
所以说，丹阳这样一块勇悍之地，无论到了哪个君王的麾下，都不会是一块省心的料。因为这里民风彪猛，几乎人人善战。如果能想办法控制住为我所用，那必然自然是战场之利器。但要是一旦控制不住，那就有如芒刺在背了……
事实上，丹阳山越一代，也一直是东吴的心腹之患。这里的人攻击性太强，经常出山为盗，搅得周边地方不得安宁。很多原本在其它地方犯了罪，或是为了逃避朝廷赋税的人，也纷纷逃到了这里，利用深山密林隐藏自己……（类似于古龙笔下的“恶人谷”）。
尽管孙权也多次派人，采取各种策略，以各种手段对其进行过整治。但每次都是治标不治本，顶多能将手伸到当地的县镇，对于其中深山密林的腹地，却毫无办法……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载：众议咸以“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人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猨狖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皆以为难。）
直到诸葛恪到任以后，这一切才有了很大的改观。他不仅好好总结了之前的失败教训，还果断采取“恩威并重”的方针。一方面以强大的武力，对当地叛乱者所屯驻的山区进行围困；另一方面，又在政治上对其尽可能招抚。此外，他还命令各郡所辖属县镇的长官，让他们严守疆界，严肃法纪，对敢于违规者进行严厉的惩罚……
至于已经归顺的山民，诸葛恪则让他们一律设屯聚居，以肃清之前“散居山野”的现象。随后，他又调集各路将领，派兵据守险要峪口，修筑围困工事，再命令士兵全部出动，抢收当地田间的稻谷麦子，以断绝山越人的取粮之路……就这样，因为存粮吃完，而被饿得无可奈何的山越人，不得不出山向诸葛恪投降，并接受了其“聚居”的政策。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载：恪到府，乃移书四部属城长空。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入，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恪乃复敕下曰：“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执拘）
看得出，诸葛恪在军政谋略上的水平，确实是出类拔萃的。对于一直以来无法解决的山越叛乱问题，他采取的“釜底抽薪”手段，可谓是收到了奇效。从此，丹阳之地不再是掣肘东吴腹地的忧患，反而成为了一块极好的兵源之地……
据史料记载，诸葛恪所收服的山越人，数量多达十余万。其中适龄于征兵的男丁，更有多达4万之数。这批人马的加入，使得原本离开了江上就不善作战的东吴军队，得到了相当的陆战力提升。甚至从此在某种程度上，不再惧怕原本畏之如虎的曹魏精锐步骑兵。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载：恪以丹杨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
毫无疑问，诸葛恪在平定山越一事上的出色表现，令主子孙权非常满意。很快就拜诸葛恪为威北将军，并封都乡侯……这一年，他才年仅三十多岁，可谓是年轻有为，不仅立下了大功，办成了之前元老宿将们都没能办成的事情。而且还身居如此高位，成为主公眼中的大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