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之江湖

到了宋代，江湖已经深入到了整个民间社会，严格讲应该是非农业生产的全部社会。江湖中人也将自己的生活方式称之为“走江湖”、“闯江湖”，显然这与天然的江河、湖泊就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了。热爱冒险的游侠、出没不定的盗贼、割据一方的土匪、占山为王的好汉、游戏人生的浪子、行走四方的僧侣道人、游手好闲的泼皮闲汉，过往的商旅、漂泊的剑客、押运的保镖，暂时歇脚的客栈、流转货物的码头、喧闹的集市、繁华的市井等等，构成了永不平静的江湖社会。

宋代的苏辙在《次韵刘贡父省上示同会》之一：“流落江湖东復西，归来未洗足间泥。”傅梦得《江湖》：“落魄江湖上，人疑是谪仙。”苏轼《浣溪沙·和前韵》：“一梦江湖费五年。归来风物故依然。”范成大《暮春上塘道中》：“店舍无烟野水寒，竞船人醉鼓阑珊。石门柳绿清明市，洞口桃红上已山。飞絮著人春共老，片云将梦晚俱还。明朝遮日长安道，惭愧江湖钓手闲。”这可以看出，这时的江湖已代指民间社会，更加明显的表现出与庙堂及朝廷相对的意思。黄庭坚还在《寄黄几复》写到：“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这可能算是最具“江湖”气息的诗句了吧。

社会之江湖

我们知道，自宋朝开始国家权力开始高度集中于皇帝，这也是江湖走向“成熟”的重要原因。一方面，皇权削弱或者取代了封疆大吏、世家大族和各种门阀的势力。于是他们就开始设法在体制之外建立自己的实力范围，以“找回”自己的利益。有的就跳出体制之外，游走“江湖”，比较典型的有侠客、隐士、镖局、武士等。

实际上，这些体制内或由体制内走向江湖的“高人”甚至还“控制”一方江湖。那时有句流行语，所谓“穷习文，富习武”，就是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江湖文化，游走于江湖社会。同时，随着非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以及国家政策的完善，平民阶层对社会的贡献便稀释了世族对体制运行的垄断。游离于“体制”之外的各种行“行规”，被更多的人所遵循，也推动了江湖的社会化。

所以说，自宋朝之后的江湖也泛指古时不接受皇权控制、指挥和法律约束，独立于体制之外的社会。在这里要说的是，唐宋时期的江湖虽相对于“体制”之外，但与体制并不对立，还与庙堂或者说“江山”有着相当的一致性，甚至还会服务于江山。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还留下了：“居朝堂之上而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的名句。

侠客之江湖

明朝的江湖，其江湖气息可就更加浓烈了，这时的江湖已深入到社会各方面，其江湖文化完全可以说走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概念上讲，自此江湖已经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与庙堂相对应的江湖，指的就是广义上的江湖。而侠义的江湖，则是指由“三教九流”各自组成的一个个独特的“江湖”体系，泛指民间各个行业的内部文化，如侠客、镖局、手工业、商贾，武士等（部分上九流），童仙、相命（相面师）、郎中（原为官职，到宋朝就指医生了）、丹青（职业画工）、隐士、琴棋、僧、道、尼等（中九流），衙差（衙役或走卒）、梆（打梆子或敲梆子的人）、时妖（巫婆）、高台（在戏台上表演的人）、打狗（靠狗和猴表演的江湖艺人）、脚夫（搬运工或被雇佣赶马车的）、吹鼓手、戏子、乞丐、娼妓等（下九流）。

所有这些行当，又都分别是一个独立的小“江湖”，比如武林江湖、侠客江湖、商贾江湖、郎中江湖，码头江湖等林林总总。明代的杨慎在《廿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开场词这样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那奔腾而去的不是滚滚长江之水，而是无情的历史，让人仿佛倾听到一声对江湖的叹息。

屈大均的《浣溪沙·杜鹃》有云：“血洒青山尽作花，花残人影未还家。声声只是为天涯。有恨朱楼当凤阙，无穷青冢在龙沙。催还不得恨琵琶。”柳如是在《金明池·咏寒柳》中也写到：“有怅寒潮，无情残照，正是萧萧南浦。更吹起，霜条孤影，还记得，旧时飞絮。况晚来，烟浪斜阳，见行客，特地瘦腰如舞。总一种凄凉，十分憔悴，尚有燕台佳句。”还有罗贯中在《大梦谁先觉》也说：“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唐寅的《言志》说：“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都表现了人们对“身在江湖”的感慨和抗争，可见的文人儒生尚且如此！

武林之江湖

需要指出的是，明朝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江湖还一度被体制内所掌控。明朝初年，朱元璋继承了元朝的“诸色户计”，将全国户口按照职业分工，划为民户、军户、匠户等籍户，并要求民户务农，向国家纳农业税和徭役；军户负责服兵役；匠户给官府做活或去官营的手工业作坊做工。士农工商 “四民务在各守本业”，各色户籍人等世袭职业，子孙世代传承，“不得妄行变乱，违者治罪”。同时，居民如出远门，要向官府申请通行证（当时称路引或文引），如此严格的户籍“制度”给官府及官员掌控江湖提供了先天优势，据说明朝江湖上的帮派就曾经大部分在东、西厂和锦衣卫的操控之下。这样也避免不了官员们会深陷江湖之中，江湖也就进入了体制之内。

王祎在《赠别马谦叔宪史》写到：“自是南方气候迟，罗衫十月尚相宜。何人秀水衔怀日，不是金陵揽辔时。天地风尘三尺剑，江湖岁月一篇诗。只今已是功名晚，况待星星两鬓丝。”夏完淳《一剪梅·咏柳》：“往事思量一晌空，飞絮无情，依旧烟笼。”更是表现了作者对江湖的无奈。尤其于谦还在《岳忠武王祠》中说到：“如何一别朱仙镇，不见将军奏凯歌。”用明朝人的眼光来看岳飞事件，很难否认皇帝是不是也已“入”江湖。

到了明朝中期，加之海外白银的流入，商品经济的兴起，社会上的江湖“码头”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帮派，有的已形成了一个个相当规模的经济实体，甚至“拳头”更大的势力，实际操纵了一个行业、一个门类，或一个地区的法律、制度、道德体系之外的社会。因此说，明朝的江湖“水”最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