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护旗手》是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鹰翔计划”支持，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中共玉林市委员会、玉林市人民政府、玉林市委宣传部、广西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广西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乾鹏印象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罗氏投资（海南）有限公司、陕西恒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中盛华瀚（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兴灏润泽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联合摄制出品的电影。

　　影片主要讲述了一位缉毒警察赵宇与主人翁儿子小虎的凄壮离别故事：作为缉毒警察的赵宇因临时执行重大突发任务而被迫取消和小虎去往北京看升国旗的约定，但却在缉毒第一线壮烈牺牲；而小虎在对国旗和英雄的深深渴望和从与父亲失联再到阴阳两分的复杂情绪中独自踏上前往北京的波折旅程。小虎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有惊无险地抵达北京，并得知了父亲牺牲的消息，以升国旗的方式纪念自己的父亲。

　　这是一个关于信仰与成长、奋斗与牺牲的故事。影片通过一系列催泪、暖心、提气的故事精编，将儿童题材、现实题材与主旋律叙事进行巧妙融合与浪漫叙述，以小切口反映大主题、小人物反映大时代、小故事反映大道理，在追求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高度统一的同时，也成为“小正大”电影的积极践行者和成功典范。

　　乾鹏印象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邓慧惠则更为深入地阐述了《我是护旗手》的创作初衷以及想要向大众传达的内在价值：当下舆论场中的“冷词热传”，如“内卷”和“躺平”。“内卷”大意为同质化群体投入竞争以争夺有限资源，因而导致个人投入收益比降低的现象。也可以看作为一种努力的回报边际收缩现象或者一种努力的通货膨胀现象。原本只是一个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专业术语，“内卷”已被当代受到高等教育的青年为主的群体挪用、传播和泛化，并直指一个看似用功无用、流动无望、被压榨操控的社会现实。

　　而“躺平”貌似也成为了这些能在“内卷”中投射自身并产生共感的群体的一个最优或最佳的“和平但不合作的抵抗策略”。在这样的一个舆论潮中，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看到了阶层固化、流动紧缩、不可退出的竞争，经济学家看到了组织和制度中公平与效率的对立，心理学家看到了社会心理焦虑，社会信心挫伤。然而笔者则观察到对于“内卷”和“躺平”的背后的社会机制的理性解读以及这类同义反复和认同巩固引出的对于“丧文化”或者日式“低*社会”的合理担忧与建设性讨论却在“左”、“中”、“右”立场对立和相互批判中逐渐变质、失焦成对深陷“流动排挤”与“利益争夺”的价值围城的群体的廉价共情之追逐和看似孤高的社科知识的炫耀狂欢。这样的舆论失焦不仅扭曲了对中国青年儿童现状与未来的审视和思考同时还进一步加剧了“冷词热传”等不必要的社会矛盾。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讨论忽略了对于当今青年儿童教育的反思 – – “内卷”和“躺平”的出现与流行恰恰反应了当前教育中对于“逐利”的过度消费以及对理想和英雄主义的价值贬低的恶果。一个被缺少理想和英雄主义或者为“超理性逐利”让路而平庸化理想和英雄主义的教育所异化的青少年儿童，自然而然将成为“内卷”和“躺平”的主要受众；而从“追旗”到“护旗”再到“追梦”和“护梦”的少年小虎可预见地在当今的社会是缺失稀少的。换句话说，当教育从一个多元包容的结构异化成一个由所谓教育公平为导向的“流动渠道”、“利益分配”的形态的时候，“教育立人”与“教育树人”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在所谓的理性和最优的超现实超理性的价值导向中荡然无存。

　　《我是护旗手》恰好提供了这样“教育立人”和“教育树人”的与“逐利”相对的故事 – – 主人公小虎经历了从与同学小龙狭隘斗气与对于国旗的暧昧憧憬，再成长到形成对于警察、英雄、正义等意向具体且宏大的人生追求。这给当下的家庭与学校教育一个非常明确的启示 – – 那就是重新站到“立人”、“树人”的原点上来，用“兼容并包”的价值、理想、英雄主义培养下一代并与内在价值观单一的“内卷”和“躺平”作长期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