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雎》为什么居然置于《诗经》之首？如果按照儒家教义和封建正统观念，怎么说都是难于理解的。可是古代一些儒家学者们却费尽心机“拔高”这首诗的思想含义，企图牵强附会自圆其说。

我们读《关雎》这首诗的文字就会知道，这明明是写一个男士爱上了一个采荇菜的姑娘，思慕她、追求她、想和她结为夫妻，连《礼记》里都说：此诗列入诗经之首与“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有关，可那些儒家学究们却硬要“拔高”到符合儒家婚姻伦理和夫妻关系的高度。

首先是《毛诗 序》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 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唐代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则说：“关雎麟趾之话，是王者之 风，文王之所教民也”。宋代朱熹也捕风捉影的解释说：“淑女者，未嫁之称，盖指文王 之妃，太姒为处子时而言也。君子则指文王也。”还有一些注家故作微言大义，比如诗中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 他们就说这是讲究礼教。这些注家居然把这首诗附会为歌颂文王与后妃的高贵品德、用以教化人民的典范。

经过这些腐儒别有用心地无中生有、牵强附会的“拔高”之后，《关雎》这首诗就推上了儒家道统的顶峯。《韩诗外传卷五》为此专门杜撰了一段孔子和子夏的对话：

“子夏问曰：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也？孔子曰：《关雎》至矣乎！夫《关雎》之人，仰则天、俯则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纷纷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龙变化，斐斐文章。大哉，《关雎》之道也！万物之所系，群生之所悬命也。河洛出图书，麟凤翔乎郊，不由《关雎》之道，则《关雎》之事将奚由至矣哉？夫六经之策，皆归论汲汲，盖取之乎《关雎》。《关雎》之事大矣哉！冯冯翊翊，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子其勉强之，思服之。天地之间，生民之属，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叹曰：大哉，《关雎》乃天地之基也”

你看，居然把《关雎》这首诗抬高到“天地之基”的地位，他们如此别有用心的解释《关雎》为什么列为《诗经》之首，这不明明是在忽悠愚弄人吗？这能让人信服吗？

综上所述，古代儒家这些迂腐的注解，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合情合理地解释《关雎》为什么排在《诗经》之首的。那么，我们今天究竟应该怎样解释这个问题呢？

我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因为《诗经》的文本，是早在儒家教义和封建正统观念形成之前就基本固定下来了的。或者说，当初收集整理《诗经》的时候，人们的思想还没有受那么多儒家教条和封建政治观念的束缚，特别是没有受到汉代以后独尊的儒术以及宋明封建礼教的制约。即便是按照《史记》里的说法《诗经》是由孔子编订的，孔子也只不过根据原有的文本“述而不作”。 实际上，从宋代开始，许多学者就认为早在孔子之前，《诗三百篇》就已经定型。而《左传》中则明确记载，孔子不到10岁时就有了定型的《诗经》，公元前544年鲁乐工为吴公子季札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在《论语·子罕》孔子自己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见他只是为《诗》正过乐而已。现在文史学界通常认为，《诗经》为各诸侯国协助周朝朝廷采集，之后由史官和乐师编纂整理而成。《诗经》的编订工作，乃出于周王朝的乐师、乐工们之手。孔子也参与了这个整理的过程，但当时的孔子也绝不是经过后世儒家装扮的孔子。不过，由于孔子对《诗经》文本的确认和重视，使得后世儒家不能随意篡改篇目和内容，他们只能用牵强附会的办法来曲解和“拔高”。

也就是说，《诗经》最初形成的时候，人们只是出于对“诗”这种有别于政治文体的文学性有比较朴素纯真的理解，出于对“诗”独有的思想情感表达艺术的遵从，来对待“风”“雅”“颂”各类诗歌收集和整理编排。这样，思想情感真挚动人、艺术确属上乘的十五国风才有可能摆在《雅》、《颂》的前面，而爱情佳作《关雎》也才可能列在首篇。

跳出迂腐的儒学教义和封建正统观念，我们就会发现《关雎》确实是一篇非常优秀而纯真的爱情诗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开头这四句本身就是一篇伟大的爱情宣言和诗歌文学宣言，它宣示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天经地义的感情，它展现了中华民族儿女男欢女爱、生机蓬勃、繁衍兴旺的强大生命力，这是多么高尚优美而博大的民族诗情！这样的诗自然应该列为诗三百之首。同时，我们也能更加真切地体味到《诗经》确实不愧为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的出现以及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是我国文学发达很早的标志，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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