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从宁夏经陇东、青海、川西到云南、贵州，是汉语和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相互接触的一个集中地区，学界称之为“语言走廊”。在这一区域内流行着一种洋泾浜式的、未作母语传递的“土汉语”。比如，川西北的阿坝藏族自治州是汉、藏、嘉戎、羌、回等民族的杂居地区，各族人民为了互相往来，用汉语作为共同的交际工具。

各族人民由于自己母语的干扰，他们所说的汉语跟一般意义上的“普通话”有很大区别，形成了一种“似汉非汉”的土汉语；而汉族的干部、工人、教师等为了让兄弟民族居民明白自己说的是什么意思，也跟着学说这种土汉语，自编自创，推波助澜，促进了这种土汉语的使用。

据语言学者调查，阿坝地区的土汉语在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有如下的特点。首先，受到当地没有声调的藏语、嘉戎语等语言的干扰，汉语的声调，ā á ǎ à，消失了。“老师”可以说成“老四”，也可以说成“老死”，“保卫”可以说成“包围”。

其次，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里，基本上只有单元音，没有复元音，因此韵母中的介音和韵尾在土汉语中也不见了。比如“粉条”“扁豆”当中的“条tiáo”“扁biǎn”，由于失去介音i，变成了“粉桃táo”“板bǎn豆”；“光guāng了”中的“光”因失去介音u而说成“钢gāng罗”。

土汉语的语法结构也出现了混杂的形式。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宾语在动词前面，能愿动词在主动词后面（如“能说”说成“说能”），修饰语在中心语的后面（如“白马”为“马白”）。这些结构特点也渗入土汉语，使当地土汉语的词序和汉语相去甚远。举一些例子：

头发剃没有。（没有理发。）

牙齿洗没有。（没有刷牙。）

李四同意常委的请举手。（同意李四为常委的请举手。）

在嘉戎语里，这第三句话的“李四”是宾语，出现在动词“同意”的前面，这符合嘉戎语的规则，但“举手”又按汉语的规则组合，把动词“举”放在“手”的前面，两种规则混杂。全句的主语应该是“你们”，这在嘉戎语里由动词的形态变化表示出来，因而省略了；介词“为”的意思也由形态成分表示，这里也去掉了。类似这样的句法特点都是几种语言相互干扰的结果。

如果各族人民全用自己的语法规则来组织汉语的词语，那么土汉语的词序也应该是有规律的。但是使用语言的人往往是“兼收并蓄”不同语言的结构特点，因而使语言现象复杂化。比方说，当地的汉族人迁就兄弟民族的语言习惯，矫在过正，连主语的位置也加以挪动，如“我饭吃”（我吃饭），“我他打”（我打他）可能说成“饭吃我”“打我他”。这就把语言规律搞乱了。词汇的差异也会使语言现象复杂化。同样的意思，甲语言用这几个词来表达，乙语言用那几个词来表达，结果使那种“似汉非汉”的土汉语又增加了一些混合语的色彩。例如：

我心里不来。（我想不起了）

老乡饭吃一个没有？（老乡吃饭没有？）

尿动身。（想撒尿。）

他（的）耳朵里不去。（他听不进去。）

像这种混杂有不同语言的结构特点的土汉语，汉族人是听不懂的，但在当地却有一定的生命力。少数民族居民乐于接受和使用。和少数民族居民生活在一起的汉族居民，特别是一些教师和干部，也使用这种土汉语。他们不仅用来跟当地的少数民族居民交谈，而且还在会上说，在上课时说，甚至到了大城市见了汉人也说。由于有很多人使用，这种土汉语在日常的交际中有一定的影响。

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而是社会生活发生急剧的变化、各族居民交往日益频繁而产生的一种畸形的语言现象。它虽在学校教学中使用，但效果不好，不利于语言教学和文化科技知识的传播。这种现象，会随着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而逐渐改变，同时领导上也应加以引导，以利于语言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