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必有家，家必有训”。中国人的家训智慧，自古及今，源远流长。其内容之丰富、涉及之广泛、影响之深刻是世界各国文化所不具备的。从中国家训的历史脉络上看，其核心是围绕着治国齐家、修身教子、为人处世、读书治学等方面展开，因此，家训在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节俭持家；“戒尔学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尊长，不敢生骄易。”的孝亲敬长；“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的励志勉学；“有过不能改，知贤不能亲，虽生人世上，不得谓之人”的进德修身；“凡在士宦，以廉勤为本”的清廉自守等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家训堪称是先人留下的处世为人宝典。

中国家训起始于先秦时期，周公首开中国家训的先河，他的《诫伯禽书》就是先秦家训的代表作之一。讲的是周公训诫其子伯禽的故事。周成王亲政后，营造新都洛邑，大封诸侯。他将鲁地封给周公之子伯禽。周公告诫儿子说：“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周公是周成王之叔，因成王年少即位，他尽心尽力辅政成王，礼遇天下贤能，建立典章制度，被尊为儒学奠基人，是孔子最崇敬的古代圣人之一。周公以自己“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亲身实践，告诫儿子怎样去选贤任能、治国理政，可谓用心良苦。伯禽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没过几年就把鲁国治理成民风纯朴、务本重农、崇教敬学的礼仪之邦。有道是“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就是称赞周公勤勉谦恭、求贤若渴的品格。

秦汉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家训的“发展期”，传统家训开始形成体系。西汉司马谈的《命子迁》成就了司马迁的历史巨著《史记》，司马谈认为“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司马谈希望自己死后，司马迁能继承他的事业，更不要忘记撰写史书，这就是“大孝”。司马迁不负父亲之命训，最终写出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的《史记》，名垂青史；三国诸葛亮的《诫子书》、《诫外甥书》强调了“修身学习、立志做人”的重要性。其中，我们所熟悉的：“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就出自《诫子书》。《诫子书》是诸葛亮晚年写给他八岁儿子诸葛瞻的一封家书，诸葛亮一生为国，鞠躬尽瘁，顾不上亲自教育儿子，于是写下这篇书信告诫诸葛瞻，教导他该如何立志、修身、成材；而南北朝思想家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达的家训，被誉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有开后世家训之先河的意义。全书共有七卷计二十篇，各篇内容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但主要是以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子弟，讲如何修身、治家、处世、为学等。书中许多名句一直广为流传，如：“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父不慈则子不孝”“光阴可惜，譬诸逝水。”“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等。颜之推以切身的感受，将自己一生的经历、思想、学识等系统地整理成书，亦使《颜氏家训》超越了其家族本身，而成为汉族传统社会的典范教材，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理论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隋唐、宋元、明清时期，成为中国家训的“繁荣期”、“鼎盛期”。唐太宗的《帝范》与《诫皇属》在帝王家训中占有特殊位置，其代表作之一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诫皇属》。唐太宗非常注重对皇子们的教育，经常告诫后代，应当遵守道德规范，加强道德修养，掌握治国之道。在《诫皇属》中，唐太宗以自己勤勉政事为例，告诫皇属们“生于富贵，长自深宫，夫帝子亲王，先须克已。每著一衣，则悯蚕妇；每餐一食，则念耕夫。”要珍惜财物，不可奢侈。在听闻决断的时候，不要先入为主，任凭自己的喜怒，要谦虚、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勿鄙人短，勿恃己长。”只有这样才能够永久富贵，贞正吉祥；北宋名士欧阳修写《诲学说》劝戒子孙努力学习，提升自身修养。“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告戒人们要经过雕琢磨砺才能有所作为，若不能时刻砥砺自己，提升学识修养与品德内涵，就会“舍君子而为小人 ”；北宋名臣包拯以英明刚直、廉洁公正而著称于世，他的家训只有三十七字，却字字千钧，掷地有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并让其子包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照后世。这寥寥三十七字，凝聚着包拯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虽千载之下，亦足为世人风范。包拯的家训，既是他对后人的训诫，也是他一生的品格写照；袁采的《袁氏世范》，在中国家训史上被誉为“《颜氏家训》之亚，它包含有丰富的家庭伦理教化和社会教化思想，在许多方面都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和训俗的内容、方法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在《睦亲》篇里提出了许多调适家人关系的行为准则，如：“为人父者能以他人之不肖子喻己子，为人子者能以他人之不贤父喻己父，则父慈而子愈孝，子孝而父益慈”，这样，就“无偏胜之患也”。“衣服饮食，言语动静，必厚于所爱而薄于所憎。见爱者意气日横，见憎者心不能平。积久之后，遂成深仇，所以爱之适所以害之也。”提醒我们做父母的应该“均其所爱”。以及《处己》篇里对人们立身处世的教诲，如：“盖财物交加，不损人而益己，患难之际，不妨人而利己，所谓忠也。有所许诺，纤毫必偿，有所期约，时刻不易，所谓信也。处事近厚，处心诚实，所谓笃也。礼貌卑下，言辞谦恭，所谓敬也。”在今天来看，对道德文明建设仍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明清两朝是中国传统家训的鼎盛时期，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以往，在形式上也更加多样化，内容上也很好地发展了以往的修身、为学、处世等内容，并且在女训、社会教化、家风建设、择业指导等方面加以完善。如，朱柏庐的《朱子家训》，以“修身”“齐家”为宗旨，集儒家为人处世方法之大成，思想植根深厚，含义博大精深。通篇意在劝人要勤俭持家、安分守己，问世以来，成为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教子治家的经典，清至民国年间一度成为童蒙必读课本之一。其中的一些警句如“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宗祖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等，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清朝理学名臣李光地秉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为族人制定了《本族公约》和《诫家后文》。前者在于约束族人＂期改陋习，以奉善政＂，后者则从克勤克俭、知书明理与和顺谦卑等方面谆谆教诲。李光地用“赌博废业启争，乃盗贼之源，乡里此风尤盛。以后须严察严拿，送官按律究治。”“尊师笃旧，乐善分灾，此吾祖所以崛起中微，而翼我后裔者也。”“吾等老成尚在，决不尔容，况乎不类子弟，每借吾形似以犯法理，尔不为吾顾名节，吾岂为尔爱性命？国宪有严，亦必不尔宽也。”等家训来警告和约束部分子弟不良习气，延续其“贵利尚义，亦文亦武”的家族精神。由此可见，明清家训体现出的孝悌忠信，以德为本、家国结合，社稷为重、乐群贵和，文明谦恭、励志勉学，自强自立、尚勤尚俭，力戒骄奢等价值取向对我国当代的家庭教育有着很好的启示和应用价值。此外，还有郑文融的《郑氏规范》、霍韬的《谓厓家训》、庞尚鹏的《庞氏家训》、袁黄的《训子言》、姚舜牧的《药言》、杨继盛的《杨忠愍公集》、康熙的《圣谕广训》、陈宏谋的《五种遗规》、许汝霖的《德星堂家订》、蒋伊的《蒋氏家训》、李毓秀的《弟子规》等可谓是百花齐放，各有特色。

家训从清代后期开始走向衰落，其中，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在对家人子弟的教育指导上，采取家书的形式教家训子，虽然篇幅长短不一，但内容却极为丰富广泛，涉及治学、修身、处世、政事直至保健、书法等诸多方面。这时期的家训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掺进了一点点追求民主与自由的现代因素，但终究因时代所限没能形成大气候。现代以来是家训文化的“淡化期”，它的影响力在现代社会里已逐渐减弱，家族中的一些传统家训更是被看成一种思想和道德桎梏，但传统家训里所包含治国齐家、为人处世、读书治学等所蕴含的积极内容，在当今社会依然有着重要价值，并传递着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