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阅读：《秦砖：大秦帝国兴亡启示录》，刘三解 著，低音·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7月。

由于西汉王朝建立于秦制基础之上，虽然经历了多代君王的制度微调，土地国有背景下的爵位等级占田限额，也即“田宅逾制”问题，已经全面蔓延，甚至走向了事实上的“土地私有制”，而这一制度背景下的土地兼并，已经被儒生们视为“祸乱之源”。

与此同时，汉武帝所建立的“专利”、“专卖”制度已经名存实亡，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让豪强富户富埒王侯，而“吏治国家”却无从在不断扩张的交易行为中搜刮税金，甚至无从控制物资的流向。

在上述物质基础之上，秦朝以来由国家直接干预甚至束缚百姓人身的“徭役”制度，由于对百姓“生计”的控制力几乎丧失而名存实亡，“流民”问题愈演愈烈，直接对以“簿籍”为管理基础的国家机器形成了挑战。

王莽执政的所有举措，都是符合儒家伦理的，天下为公，就不要“私有”，更不能有“市场”，使民见利忘义，就算不得不存在“商品交易”，也要置于朝廷的全面控制之下，王莽和他的同道们都相信，只有加强管制，将一切社会经济资源都掌握在朝廷手中，才可以解决西汉末年因管制松弛而造成的严重财政危机，实现“增收”。

王莽新朝铸造钱币使用的钱范。

问题是，当年曾经向朝廷上书提请为王莽“加九锡”的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尤其是其中九百零二名王公列侯、卿大夫，这些能够提起笔来写字的支持者，都不可能是“无产者”，当王莽真诚地、善意地改造这片土地时，这些本想得到“更多”的人陡然发觉，他们正在“失去一切”。

如果王莽只是触及既得利益者的灵魂，“新朝”的国祚或许还会更长一些，但一系列的货币、专利政令，除了填满长安的金库之外，几乎毫无意义，面对举国皆反的危局，积蓄的数十万斤黄金彻底沦为了“厌物”。

因为在“增收”的同时，王莽还在积极“节支”，他制定了一套全新的以绩效考核为标准的“吏禄”制度，表面上让各级官吏纸面收入大幅提高，但繁琐的计算方式，除了增加文书成本之外，毫无意义，结果是：

莽之制度烦碎如此，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共给。

官吏本应是朝廷政令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的薪俸都发不出来，又要应付烦苛的文书指令，只会将压力向小民转移，这一点，连王莽派出的使者都知道：

盗贼解，辄复合。问其故，皆曰愁法禁烦苛，不得举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因以愁民。民穷，悉起为盗贼。

很明显，“新朝”试图除汉家苛政，但是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反而创造出了无数新问题。毫无疑问，被河豚美味诱惑的“新朝”，并不满足于小心翼翼脔割而下的鱼肉，而是一口吞下整条大鱼大快朵颐，直至被河豚毒素麻痹全身，眼睁睁地等待死亡的来临。

连环画《斩王莽》，王莽被攻进长安的绿林军所*，头颅被砍下，悬于宛市之中。长安百姓和被王莽迫害之人听说王莽被斩首示众，“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作者｜刘三解；

编辑｜李夏恩、西西；

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