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孺子画像

徐孺子（97年-169年），姓徐名稺，字孺子，东汉豫章郡（南昌）人。徐孺子学识渊博，对经学、哲学、天文、算数、历法有深入研究。他亦是道德楷模，品行如玉、重情重义、恭俭谦逊、淡泊宁静，被尊称为南州高士和布衣学者。

勤学苦读 满腹经纶

徐孺子出生在世代孺士家庭。由于当时社会动荡不宁，徐家被迫多次迁徙，家境日益贫困，唯有力耕维生，这也培育出徐孺子不耕不食的良好品质。在家庭的熏陶下，徐孺子从小就对学习知识非常用功，加上天生聪慧、记忆过人，9岁时就能背诵《春秋经》《公羊义例》等一些著作，并展现出不同常人的辩证思维。《世说新语》记载：徐孺子九岁时，有一次在月光下和伙伴们玩耍，有人对他说：“如果月亮里面什么也没有，那岂不是会更加明亮呢？”徐孺子答：“不，就好比人的眼睛里有瞳孔，如果没有瞳孔那一定看不清。”

十五岁时，徐孺子慕名前往槠山（今江西丰城）拜大学者唐檀为师求学。在唐檀的悉心教诲下，徐孺子开始系统学习《颜氏春秋》《京氏易》等著作，同时兼修风角、星宿、算历、河图、七纬、推步、变易等，这些都是当时汉朝最高学府太学的必修科目。徐孺子在槠山读书的地方，被后人称为徐孺子读书台。清朝的唐光游览读书台后写道：“远览近瞩，层峦环拱，匹练夹飞，幽花细草，娟娟宜人，实为佳境”。

经唐檀的推荐及层层选拔，徐孺子二十岁时来到洛阳入太学深造，成为了一名诸生。东汉时期太学的教师称博士，太学的学生称“诸生”或“太学生”。期间，徐孺子接触到了许多优秀的学者与诸生，先后从师于樊英、黄琼等大儒，也与陈番、郭泰等同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樊英是当时著名的易学家和术学家，黄琼为人正直、品行高尚，后历任司空、太仆、司徒、太尉等职。徐孺子入太学后，自身学问、德行有了显著提升，慢慢成长为一个饱学之士。不仅对儒家学说的经典之作烂熟于胸，融会贯通，而且对其他各学也驾轻就熟，通晓天文地理、星算河图，了解气象知识，掌握日月星辰运行规律等。

看破乱局 坚执不仕

汉代设立太学的目的是求贤养士，为朝廷培养人才，并以此作为教化天下、提高吏治水平的基础。诸生们毕业后，大部分选择走“学而优则仕”道路，任官为吏。但也有少数选择授徒讲学而为师，徐孺子就是其中的一位。

徐孺子做出这样选择，与当时东汉政治乱局有很大关系。东汉初期，光武帝、明帝、章帝时政治较为清明，社会经济较为安定。但章帝之后从和帝起，每位皇帝都是儿时即位，掌控不了时局，导致外戚、宦官势力开始膨胀，各自结成利益集团并互相争斗、彼涨此消，一大批忠臣志士被打压、甚至*戮，政治日益黑暗，同时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逐渐衰弱，造成土地兼并问题日益恶化、豪强割据严重，加上天灾与瘟疫的双重打击，民不聊生于是纷纷起来造反，东汉逐渐走向灭亡。乱局之风逐渐吹到了当时的太学，到汉安帝时，太学“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对这些乱象，徐孺子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加上，徐孺子生性淡泊名利，对做官兴趣本来就不大，他清醒认识到，在这种乱局中，自己做不到随波逐流、同流合污，也没有必要去作无谓抗争，弄不好就有生命危险，还不如学习自己的良师樊英远离政治，回家潜心传道受业，正如他日后所说的“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

徐孺子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其好友陈番就印证了他的“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的先见之明。陈番，东汉名臣，字仲举，汝南平舆人（今河南汝南县人）。“扫天下何须扫一屋”的典故就来源于他。十五岁时，陈番自己住的房子里一片狼藉，从来没有清理过，理由是：大丈夫在世，应当以扫除天下为最重要的事，怎么可以只关心一间房子呢？陈番从政之后，始终都处在宫廷争斗时的动荡之中，要么与专权的外戚争锋，要么和弄事的宦官相抗，期间还多次被贬。最可惜的是，当他以古稀之年与外戚、大将军窦武共谋扫除为患于朝的宦官势力，由于事败反为所害。

此后，徐孺子曾“四察孝廉、五辟宰府、三举茂才”，“四察孝廉”，是指他四次被察举为孝廉（“举孝廉”是汉朝取仕制度，凡是被察举为孝廉的，朝廷将予以重用）；“五辟宰府”，是指他五次回避、谢绝朝廷的征聘；“三举茂才”，是指三次被举荐为“茂才”即秀才，当时为了规避汉光武帝刘秀的名字，将秀才改为茂才。后来，他还一次被“请署功曹”，一次被“举有道”，一次“家拜太原太守”，两次被皇帝以安车、玄勋、蒲轮等极其隆重的礼节征用，徐孺子都不为所动，一律谢绝，坚持自己选定的人生道路。

品行如玉 人杰地灵

从太学回来后，徐孺子开始了与世无争的隐士生活，他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传业授道、讲学授徒，恭廉表率、教化乡里，成为当时一座道德标杆。在徐孺子的潜移默化下，当地乡风日益淳朴，以致有失物者，悬以相还，道无拾遗。其子徐季登与其如出一辙，行为敦厚、孝顺父母、友爱兄弟、隐而不仕，当时的豫章太守华歆想请他相见，一直称病不去。徐孺子及后人这种高尚品质甚至得到了当时参与农民起义人们的敬佩，敬其为高士，相约敕不犯其闾。豫章百姓见此情景，纷纷在自家门上挂悬牌匾，上书“孺子故地”、“泅水子遗”、“徐氏故里”等，以示与徐孺子沾亲带故，以保平安。

徐孺子对功名利禄看得淡如浮云，从不趋严攀附，就算自己的良师与友人当大官也不例外，尽量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同时，他非常重情重义，常怀感恩之心，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会力尽所能给予帮助；每逢良师或友人逝世，总是不辞辛苦、亲往吊念。《海内先贤形状》评价说：徐孺子“征聘未尝出门，奔丧不远万里”。就如自己的良师黄琼进入官场，后官至三司，炙手可热；但徐孺子却因此与他断了来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但得知黄琼谢世后，徐孺子不远千里、前往吊念，以报知遇之恩。谢承《后汉书》生动记载：“前后为诸公所辟，虽不就，及其死，万里赴丧。尝预炙鸡一只，以棉渍酒中，曝干，以裹鸡。径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渍棉，使有酒气。斗米饭，白茅为藉，以酒置前。酹酒毕，留谒即去，不见丧主。”在得知先师唐檀身染沉疴、卧床不起，徐孺子多次前往看望问候。唐檀病故后，徐孺子亲自操办其丧事，哭葬尽哀。每逢清明时节，徐孺子都会去唐檀墓地祭扫。对于唐檀的后人，徐孺子也总是每每接济，尽力照顾。

徐孺子与陈蕃交谈壁画

徐孺子品行如玉、学识渊博，深得黄琼、陈番等人欣赏，他们多次向朝廷举荐，希望徐孺子能与他们一道匡扶汉室，成就一番事业。有一次，汉桓帝刘志问陈蕃：“徐稚、姜肱、韦著孰为先后”，陈番答：“肱生于公族，闻道渐训；著长于三辅礼仪之俗，所谓不扶自直，不镂自雕；至于稚者，来自江南鄙薄之域，而角立杰出，宜当为先。”通过当时名士之间对比，更加生动地表明了徐孺子当时的身望和地位。陈蕃任豫章郡太守时，按照礼节请求徐孺子出任功曹一职，徐孺子无法直接拒绝，只好先去拜见后再推辞回家。为表示对徐孺子的求贤若渴，陈蕃在家专设一塌，孺子来时才打开，走后即收起。自古以来，有贤人很多，求贤人亦不在少数，但像陈蕃设专榻之举实属罕见。以致唐初四杰之首王勃在举世闻名的《滕王阁序》中大加感叹：“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需要强调的是，赞江西人杰地灵，仅举此一例。

淡泊宁静 趋于至善

纵观徐孺子一生，他虽未作出一件惊天动地大事，也未留下一篇世代相传的宏文，所作所为显得那么平常，但他勤学苦读、完善自我、道德至上的精神是清雅高尚的，特别是在当时非仕即农的社会中，更是显得与众不同、鹤立鸡群。唐代诗人张九龄在任洪州刺史时，曾写下《后汉征君徐君碣铭》：“先生经修于世，纯俭以存戒，博爱以体仁，应物以会通，全己以归正，汉廷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岂与彼数子直逆庭而已哉？”北宋散文家曾巩在瞻仰徐孺子祠堂之后，不禁发出感慨：“汉至今且千岁，富贵堙灭者不可称数。孺子不出闾巷，独称思至今。”两人的字里行间，均对徐孺子充满了敬意与虔诚。

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徐孺子病故，享年72岁。为纪念和弘扬徐孺子，从三国、晋代开始，历代都对徐墓进行修缮维护，并建造亭台、祠堂等设施。张九龄、杜甫、曾巩、苏辙、黄庭坚、杨万里、朱熹、刘克庄、文天祥、赵孟頫、解缙、袁枚等文化名人，也先后慕名来南昌凭吊吟咏，并留下了许多感人诗句。其中，朱熹写到：“孺子高风何处寻，东湖台观水云深。生刍一束人如玉，此日清凉万古心。”明代万历年间，江西提学副使朱廷益模仿山东曲阜“祭孔”之例，在江西创立公祀徐孺子的“祭徐”制度，并一直延续到清初。当今，南昌市的孺子路、孺子亭公园、孺子亭、高(士)桥、孺子亭小学等均是以徐孺子命名的。其中，孺子亭位于南昌市西湖区的孺子亭公园，为重檐六角攒尖式，周边绿化景观布局富有文化底蕴，较好地再现了“豫章十景”中“徐亭柳烟”景观。

徐亭柳烟

为研究和宣传徐孺子，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与孺子精神，南昌成立了徐孺子研究会。1997年，南昌隆重开展了纪念徐孺子诞生1900周年系列活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题书“中华人杰徐孺子”，范徐丽泰、陈香梅、徐国炯等海内外知名人士纷纷发表高度评价孺子精神的纪念文章。时至今日，弘扬孺子精神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进入新时代，人们思想活动的差异性、选择性、多样性不断增强，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复杂多变，我们要努力引导人们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提升个人德行和人格完美作为人生的目标，行胜于言，趋于至善，让孺子精神绽放出新的风采。（朱虹）

宋词初祖晏殊

晏殊（991年—1055年），字同叔，江西抚州临川文港人（今南昌市进贤县）。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晏殊自幼聪颖，被称为“神童”，14岁中进士，历任太常寺奉礼郎、光禄寺丞、户部员外郎、太子舍人、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加尚书左丞、礼部尚书、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兼枢密使。病逝后宋仁宗亲临丧事，封临淄公，谥号元献。晏殊以词著于文坛，尤擅小令，风格含蓄婉丽，与其第七子晏几道被称为“大晏”和“小晏”，又与欧阳修并称“晏欧”。晏殊一生写词万余首，但大部分已散失，仅存《珠玉词》130余首传世。

诚实神童：“臣尝私习此赋，请试他题”

晏殊生来天赋异禀，7岁就能作诗。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江南安抚使张知白来抚州巡视时听说了此事，立即将晏殊召来面试，果然名不虚传。晏殊虽年方总角，却机敏过人、对答如流。惜才的张知白便将晏殊以“神童”名义推荐给了朝廷。第二年，恰逢朝廷开科取士，14岁的晏殊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千余名考生一同参加殿试。考场之上，晏殊面对这些在年龄上称得上是他兄长、伯叔乃至祖父的竞争对手，毫无怯场之态。他沉稳作答，“神气不慑，援笔立成”，宋真宗对他赞赏有加，赐其同进士出身。当朝宰相寇准上奏说：“晏殊是江东人氏。”江东五代时属南唐，乃宋朝的敌国，寇准的意思是提醒皇帝不可重用晏殊。皇帝却说：“唐时名相张九龄难道不是江东人氏吗？”断然否决了寇准的提议。

过了两天是诗、赋、论的复试，晏殊发现这个题目恰好是他曾经做过的，就上奏宋真宗说“臣尝私习此赋，请试他题”（这个题目我之前做过，请用别的题来测试我）。宋真宗觉得这位少年很独特且老实厚道，也想看看他的真实水平，于是命人重新出题。晏殊再次拿到题目后，略作思考，便引经据典、洋洋洒洒，一篇精彩文章迅速“出炉”。他的诚实与才华得到了真宗皇帝的欣赏，殿试过后，晏殊被赐予秘书省正字，并留在秘阁读书深造。因为晏殊非常年轻，朝廷十分注意对他的考察，“命直史馆陈彭年察其所与游处者”，见晏殊交往的都是品德、文章俱佳之人，朝廷对他也就愈加放心了。从此，晏殊在其仕途上一步一步走向巅峰。

宋朝初期天下太平，国家强盛，百姓富足，朝廷上下一派歌舞升平，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庶族黎民，都忙着宴饮游乐。唯独晏殊与众不同，终日将自己关在家中，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听靡靡音。宋真宗得知情况后，认为他勤读书，不喜游乐、品性好，遂让他做太子舍人，教太子读书。当皇帝告诉晏殊选配他的理由时，诚实的晏殊却直言不讳地说：“臣并不是不喜欢宴游，只是因为贫穷才没有去。”宋真宗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对晏殊的诚实品性更加认可，不久便将他升迁为太常寺奉礼郎。

太平宰相：辅政“忧勤国家”、识人“益务进贤材”

晏殊不仅聪明好学，而且做事严谨。真宗皇帝每次向晏殊询问政事时，晏殊都会用巴掌大的方块纸以蝇头小楷书写意见，等到答奏完毕后，就将纸片封好呈交皇帝，皇帝非常看重他缜密审慎的作风。大中祥符年间，晏殊的父亲病逝，按照朝中惯例，身为人子，晏殊必须辞去官职，为父守制。但丧期未满，宋真宗思他成疾，竟一纸诏书，将晏殊召回京城。同时真宗命令淮南官员一路护送其母至京都供养。之后，晏殊母亲又过世，晏殊请求回老家守孝，真宗不许，反而升其任太常寺丞，后又提升为左正言、直史馆，做了升王府记室参军。年中时，晏殊迁升为户部员外郎，任太子舍人，不久又做了知制诰、判集贤院。

乾兴元年（1022年），年仅13岁的仁宗继位，根据先帝“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遗诏，刘太后临朝听政。宰相丁谓、枢密使曹利用都想独自向太后上奏言事，方便专擅朝政。朝中众臣摄于他们的权势，无人敢非议。关键时刻晏殊挺身而出，进言道：“群臣奏事太后者，垂帘听之，皆毋得见。”提出了“垂帘听政”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了大臣们的支持，对稳定时局起到了重要作用，于是晏殊迁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学士。即便如此，刘太后仍然觉得晏殊乃太子的旧臣，对他的恩惠还不够，于是增任给事中。预修《真宗实录》时，晏殊升任礼部侍郎，又被授予枢密副使一职。

晏殊雕像

明道元年（1032年），晏殊升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加尚书左丞。景祐五年（1038年），西夏国李元昊称帝，并出兵陕西一带，而宋将屡屡败退。晏殊全面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从失利中找寻原因，针对存在的问题，奏请仁宗后，办了四件加强军备的大事：一是撤消内臣监军，使军队统帅有权决定军中大事；二是召募、训练弓箭手，以备作战之用；三是清理宫中长期积压的财物，资助边关军饷；四是追回被各司侵占的物资，充实国库。由此，边境的战局立刻发生了扭转，宋军很快平定了西夏的进犯。庆历二年（1042年），晏殊再次获得擢升，以枢密使加平章事，当上了北宋的宰相。第二年，以检校太尉刑部尚书同平章事，晋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学士，兼枢密使。

晏殊多年身居要位，始终唯贤是举、慧眼识人。韩琦、富弼、欧阳修等皆经他栽培、荐引，都得到重用。《宋史》说他“平居好贤，当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辅皆出其门”“及为相，益务进贤材，而仲淹与韩琦、富弼皆进用，至于台阁，多一时之贤”，君子进用，则小人退却，士风为之一新。晏殊当政时期选拔重用的这些贤才名士革新除弊、励精图治，共同辅佐仁宗皇帝造就了后世赞誉的“四海雍熙，八荒平静，士农乐业，文武忠良”的“仁宗盛治”。

三度被贬：“殊性刚简”“时以谓非殊罪”

欧阳修曾形容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老师晏殊“富贵优游五十年”。此话不假，晏殊一生仕途通达，似乎每一个阶段都很顺利：少年得志，中年富贵，晚年安宁。但他并非没有遭遇过磨难，为官期间，晏殊也曾三度被贬：1027年因反对张耆升任枢密使被贬；1033年因谏阻刘太后穿衮服拜谒太庙越礼被贬；1044年因被谏官重提当年“狸猫换太子”旧事而惹怒仁宗，再度被贬。

第一次被贬：天圣三年（1025年），权倾朝野的刘太后想提拔张耆为枢密使，为人率真刚毅的晏殊立即上书反对，因而惹怒了刘太后。加之有一次去玉清宫时侍从拿着朝笏在他之后才赶来，晏殊一怒之下用朝笏撞折了侍从的门牙，御史大夫就此事上奏弹劾晏殊。天圣五年（1027年），晏殊以刑部侍郎贬知宣州，后改知应天府。

第二次被贬：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已经掌权十余年，准备效仿武则天。当年刘太后拜谒太庙，有人奏请太后穿衮服（天子举行国家大典穿的衣服）去行祭祀之礼。刘太后征询晏殊的意见，晏殊用《周官》中规定的太后服饰回答，明确告诫太后，礼制不可乱。刘太后见没有得到她想要的答案，便下了一道懿旨，将晏殊以礼部尚书罢知亳州、徙陈州，这次被贬外放历时5年。

第三次被贬：这一次贬谪的原因则与后世民间流传的“狸猫换太子”故事有关。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刘娥（即刘太后）安排庄重寡言的侍女李氏担任真宗司寝，为宋真宗生下了当时唯一的皇子。皇子还在襁褓中，刘娥就将他据为己有，由杨淑妃抚养，皇子的生母李氏后来被刘太后晋封为宸妃，这位皇子便是日后的宋仁宗赵祯。明道元年（1032年），李宸妃去世，晏殊因文才绝佳，奉命撰写墓志。当时仁宗年少，刘太后执掌大权，晏殊自然不能写出真相。关于宸妃的子嗣，晏殊仅写下只言片字，“生女一人，早卒，后无子及”，隐去了那段讳莫如深的宫闱秘史。庆历四年（1044年），54岁的晏殊被谏官重提“狸猫换太子”旧事所弹劾，谏官指责晏殊明知仁宗为宸妃所生，却在其墓志铭中只字不提。这虽然不是晏殊的过错，但对于仁宗而言，身世已是埋在心底永远的痛。为了给生母一个说法，大怒之下的仁宗只得降罪于晏殊，晏殊也就踏上自己的第三次贬职之路。被贬出京城的晏殊，先后在颍州、陈州、许州多地辗转，直到10年后因身患重病，急需名医治疗，才得以恩准回京。

纵观晏殊的一生，从14岁入京为官，入仕50年，但外放时间长达16年，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贬谪外放之中。但无论身处何方、官居何位，晏殊都能做到宠辱不惊、安之若素，始终如一忠于朝廷、造福黎民。比如，天圣五年（1027年）晏殊被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任知府，期间他大力发展文化教育，特别是全力扶持应天府书院，力邀范仲淹到书院讲学，培养了大批人才，该书院（又称“睢阳书院”）与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岳麓书院合称宋初四大书院。这是自五代以来，学校屡遭禁废后，由晏殊开创兴办教育之先河。庆历三年（1043年）在宰相任上时，他又与枢密副使范仲淹一起，倡导州、县立学和改革教学内容，官学设教授。自此，京师至郡县，都设有官学，出现了史上有名的“庆历兴学”。

富贵词人：“余每言富贵，不言金玉锦绣，唯说气象”

词是五代以来逐渐兴起的一种文体，至宋代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宋词是继唐诗之后中华文化的又一座高峰。而在北宋初期晏殊的词，无论是在质量、数量和影响力上都是最高最广的。《宋史》称晏殊“文章赡丽，应用不穷，尤工诗，闲雅有情思”。这里所说的“诗”，广义上也包括词在内。冯煦《蒿庵词话》称晏殊为“北宋倚声家初祖”，意即宋词真正的发端是从晏殊开始的，他被公认为“宋词先锋”，可称为宋词重要的奠基人。可以说，晏殊在文学上的成就更超政治。

读晏殊的词，总给人一种美好安然的感觉，闲适中透着典雅，婉约中透着阔达，将理性之思致，融入抒情之叙写之中。“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抒发了作者对自然的感悟和对人生的思考：站在旧日的亭台中，听新曲饮美酒，天气仿佛与去年相同，却有些不同，物是人非，夕阳正落；无人能阻止夕阳落下，正如无人能阻止时间的流逝一样，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学会珍惜时光、珍惜当下……其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可谓历代盛赞的名句。有人认为是一种消极思想的表达，实际上他要说的是很多情况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人们可以认识规律，掌握规律，并注入新的生命元素，以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创造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