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顿单于至死也未能想到，两百多年后，他的后代匈奴儿郎们，居然会为了一口吃的，投降了！

那是蒲奴单于时代。蒲奴单于是那位著名的呼韩邪单于的孙子。他在位初期，匈奴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史载，当时匈奴“连年早蝗，赤地数千里，竹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

为了求得一丝生存空间，蒲奴单于遣使赴汉朝和亲，希望新兴的东汉王朝能够放松对北方的防范。

不料，此举却被匈奴贵族日逐王比提前获悉。

作为正统的单于子孙，日逐王比在匈奴内部本来具备继承资格。但因其父早逝，加上叔父呼都单于有心破坏游牧帝国长期贯彻的兄终弟及继承制，故而，比始终与单于宝座失之交臂。

最终，心怀不满的日逐王比抢先一步投降了汉朝，并在后者的扶持下，建立了一个与“北匈奴”蒲奴政权分庭抗礼的“南匈奴”政权。

此后，南北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班超等人的持续经营下，西域各国与东汉间形成战略外交关系，以蒲奴为首的北匈奴势力被不断地挤压，而南匈奴在汉朝的同化下，生活则相对稳定。

然而，南、北匈奴始终处于“仇衅既深，互伺便隙”的状态。趁着这个机会，南匈奴单于干脆邀请汉朝方面出兵，以帮助自己清除障碍，“封狼居胥”。

当时，正值汉和帝初立，主政的是他的养母窦太后。窦太后为了让哥哥窦宪有个将功赎过的机会，同意了南匈奴的提议，于是，在窦宪的率领下，汉朝与北匈奴历经了多场大战。

蒲奴单于最终在金微山（即阿尔泰山）一带被击败，率部遁走乌孙之地（大致位于今新疆西北、哈萨克斯坦东南、吉尔吉斯斯坦东部及中部一带），从此消失在历史记载之中。

事实上，关于北匈奴残部最后的归属，很多年来都不为中国人所知。

直到19世纪末，晚清状元洪钧在出使沙皇俄国时，才在该国流传的西方史籍中看到了疑似这支匈奴残部流亡欧洲的端倪。在这些资料中，18世纪的法国东方学家德金（Joseph Deguignes）提出了一个观点：

战败的北匈奴人西迁，活动到了欧洲，并在其后威震亚欧大陆的“上帝之鞭”阿提拉的带领下，在东欧平原上内建立了极盛的匈人帝国（Hunnic Empire）。

▲19世纪欧洲油画《阿提拉的盛宴》，现藏于匈牙利布达佩斯国家美术馆。

德金的观点，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之后，随着中西方的文化交流，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中国学者章太炎、梁启超等人普遍采纳了这种意见。

中国的典籍中，最早记载“匈奴”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在书中，司马迁写道：“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xiǎn yǔn）、荤粥（xūn yù），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按司马迁的说法，匈奴人的先祖是夏桀的儿子淳维。至于他们后来为何一步步衍变成游牧部族，司马迁的解释是，在西周时代，除了淳维这一支，北方还有多部以游牧为生的野人。相信淳维膝下的匈奴人，正是混于其中被杂交了，才从根本上遗忘了原有的生活习俗。

不过，后世学者对司马迁的记述也有别样的解读。王国维就曾在他的著作《鬼方昆夷猃狁考》中，以“山戎、猃狁、荤粥”三者发音接近推断，匈奴应为汉朝时官方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别称。王国维认为，产生这些称呼差异与当时朝代所使用的官话发音有关。

匈奴因为没有文字，故未留下关于自己祖先起源的记载，但学界似乎都不反对——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末，匈奴人已活跃于今天的蒙古大草原。

草原上是典型的季风气候，冬季寒冷干燥，夏季温湿多雨，春秋气候多变。生活在那里的匈奴人，自然没有那群曾经活跃于大河流域的中原祖先那么幸福。残酷的生存环境，要求他们必须要有草原苍狼般的野性，才配活下来。

于是，经过草原间无数次的资源兼并，匈奴人在领袖头曼的带领下，逐渐壮大起来。

为了树立崇高的威信，头曼自定封号单于，成为匈奴部族法定的初代统治者。此后，单于之名也为历代匈奴帝国最高统治者所享有。

尽管匈奴在头曼的带领下，势力蒸蒸日上，但纵览当时北方，匈奴不过是个小喽啰，在其周边强大到足以危害中原王朝的，还有东胡、月氏等。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头曼才让自己已成年的大儿子冒顿，带领匈奴儿郎们去征伐新的土地。

可笑的是，儿子在前方浴血奋战，老子却在大后方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悠闲日子。也不知道是谁给吹的枕边风，头曼单于甚至考虑废长立幼，打算将外出征战的冒顿弄死在沙场上。

千钧一发之际，冒顿偷了月氏的良马，骑着它回到匈奴。头曼没有办法，只能将冒顿视为有功之臣，令其统帅麾下一万兵马。

▲冒顿单于。图源：影视剧片花截图

为了保命，冒顿打算先下手为强。利用平时训练的机会，他命人制造了一种带俩哨的鸣镝箭，并下令：“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

清理完不服从自己的部众后，冒顿放心地发动了“鸣镝弑父”，并一举成为新任的匈奴单于。

与其父的懈怠享乐不同，冒顿这一生，从未停下扩张与前进的步伐。在位期间，他不仅把从前强盛的部族东胡、月氏打残，甚至将触角伸至中原王朝的边境线上。

当时，汉朝灭秦初立，北方防卫一度空虚。冒顿趁机率众南下迁移，匈奴帝国的版图进一步扩大。

不过，一开始，冒顿并无发兵侵扰中原王朝的意图。毕竟，在距此不远的战国时代，赵国名将李牧曾在边境防线与草原汉子干过一架。那一仗的惨烈，冒顿恐怕早有耳闻。

但当韩王信接受汉高祖的诏命前往马邑（今山西朔州）就藩时，形势发生了变化。

马邑城往北走个几百里，就是冒顿治下的漠南匈奴腹地。韩王信建都于此，很难不让其怀疑大汉王朝有战略北扩的意图。故趁着汉朝百废待兴之际，冒顿兵发中原，前来搅局。

▲大汉王朝全图。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韩王信当然明白远水救不了近火的道理，为了保命，他只能一边请求刘邦发兵襄助，一边主动向匈奴求和。

韩王信“两面派”的作为，令汉高祖刘邦深为反感。于是便有了后来刘邦发兵攻打韩王信的借口，也间接促成了冒顿与刘邦率自家军队正面交锋的结果。

因汉朝军事情报的失误，刘邦率部兴高采烈地扑了个空，在白登山上，被匈奴骑兵围了七天七夜，直到汉朝使者求见阏氏（匈奴王后），厚馈礼物方得保全。

尽管此次南下作战，冒顿略占上风，但冒顿却从阏氏的话语中认清了一个事实：“今得汉地，犹不能居。”

北方草原游牧部族多杂居，彼此间的民族认同感并不强烈。只要有一个“绝对大王”的出现，其他部族都会慕名而至，向其靠拢。目下的冒顿，正是这类领袖人物。

而匈奴部族，从冒顿的先祖淳维以降，少说也有千年，却始终无文字流传。如何使一个庞大的帝国持续保持高速运转，或许才是匈奴帝国在未来持续扩张和发展中面临的最大挑战。

一生充满野心且极具战略眼光的冒顿，显然明白其中的道理。

返回草原之后，冒顿随即着手设计匈奴帝国内部的等级制度。

在这套草原早期的人马管理制度中，冒顿将整个匈奴帝国一分为三，帝国东部交由左贤王管理，西部则为右贤王领地。他们与冒顿一样，均有在各自管辖的区域内设立“王廷”（类似诸侯国国都）的权限。除了像伐汉这种重大军事行动外，左、右贤王均有权自己调度麾下部队，四处征战，为匈奴帝国开疆拓土。

两贤王及其之下的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等，均由匈奴王族担任，以左为尊，皆具备单于继承权。

如此一来，一个以单于为核心的金字塔型宗族等级体系基本建立起来。后来，模仿汉朝立太子制度，匈奴人也将左贤王定为“单于储副”，位同太子，高于诸王。

凭借这套制度，匈奴帝国一度狂得没边，压得汉朝差点喘不过气来。

直到匈奴的一只猹（伊稚斜单于）撞上了汉朝的一头大野猪（汉武帝刘彻，原名刘彘）后，它就再也狂不起来了。

公元前120年冬，寂静的长安突然传出了一则令人振奋的喜讯——13年前持节出使西域各国的张骞，已于日前平安返回长安。

尽管此次张骞出使并没有完成汉武帝邀击匈奴的计划，但在外游历了十余年，还是为大汉帝国收集到最详细的西域风土人情资讯。

有了西域的一手资料，次年，汉武帝果断令“帝国双璧”卫青和霍去病出兵直捣单于王庭。

霍去病运气极佳，率军北进千余里后，遇到了匈奴左贤王的辎重部队。霍去病二话不说，上前就是一顿乱砍。左贤王等一时未及反应，在遭遇战中大败，被俘斩7万余人，全军覆没，左贤王自己仅以身免。随后，霍去病乘胜率军北进，封狼居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