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们客观地来看一下光绪皇帝名义上的这位母亲，也就是现今的慈禧太后，这个历经残酷的宫斗而能屹立不倒的女人。哈尔滨师范大学的教授隋丽娟，曾经在其《正说慈禧》的系列讲座中，就十分精辟地总结过慈禧太后的手段，她称其：“有自己独特的能力，可以洞悉人性的同时，巧用心计，更是把自己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而且，能处险境而不乱，敢作敢当。”当然，这也正是专制时期的帝王应该具备的过硬素质。

纵观整个大清王朝，它吸取了明朝败亡的教训，所以，未来的皇位候选人，更是大清朝的国运昌盛的保证，所以，他们对各皇子们的教育可谓是严苛至极。据记载，每一位皇子从童年起，便要服从的第一件大事情就是：刻苦读书。

刚刚登基不久，还不满五岁的光绪皇帝，就在光绪二年的四月二十一日正式开始了其读书生涯，这期间，他的导师翁同龢更是对光绪皇帝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翁同龢来自一个官宦世家，而且，还是翰林院出身饱读诗书，更是同治、光绪两代的师傅。所以，他对于光绪皇帝的教育并没有和其他帝师一般，拘泥于四书五经这样的封建纲常之类，而是，更加开明地结合着当时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的世界趋势，同时，引入了一种新鲜的中外历史和激进的启蒙式思想教育。

所以，翁同龢把很多与之相关的时政都纳入到了皇帝的教育课程中来。

可以说，就是帝后这样特殊关系，导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之间的感情基础并不牢固，再加上，自古政客都是多疑的，所以，更多的时候，光绪皇帝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慈禧太后的忌惮，两人的关系始终是扑朔迷离的。

其次、特殊的形式确定慈禧太后不可捍卫的权力：在光绪十二年时，慈禧太后为了照顾朝野舆论，维护皇室的良好威望，更是为了不违背祖制，假意试探了一下：提出了让光绪皇帝亲政事项。而此时的醇亲王，对于慈禧太后当时的真实意图早已了然于胸。

为了让慈溪太后感受到自己的诚意，也为了朝局的稳定，更是心疼自己那个四岁就参与到政治漩涡中来的儿子，醇亲王依然选择附和慈禧太后，带领着众大臣一起发起了一场“恳请慈禧太后亲自训政”的请愿行动，这件事情的影响范围十分之广。

最终，也将慈禧太后的训政形式，用最正式的一种方式确定了下来。这形式则被史书称之为《训政细则》，在这本细则中，明确的提到了：无论发生任何事情，听政权以及国家政务的最后决定权，全部保留在了慈禧太后一人手中。

时间来到1895年，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在与日本交战的甲午战争中惨败了！

清朝当时举办的洋务运动，其实，与日本开展的明治维新，几乎是同一时段开始的，并且，在这次运动之中，清朝取得的经济、军事成就丝毫不输于日本。可是，到最后，清朝却败在了一个与自己相比微不足道的弹丸小国手里，一时之间，中国的有识之士大多都为之愤慨。

与此同时，甲午战争的失败也就意味着清政府推行的所谓的“为了自强而进行的洋务运动”彻底*。通过这样的打击，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也终于开始觉醒，并意识到：光是改变政治体制是不可能强国的，唯有变法维新才是这个国家的唯一出路。

1895年5月2日，就在光绪帝批准《马关条约》的同一天，激怒了当时准备京试的学子们，这里不乏有一些思想前卫的激进学者，所以，才有了后来在京城参加会试的学子们，以康有为为首，共同发起了著名的“公车上书”，强烈恳请光绪皇帝效仿日本和西方，大力推行变法。

众所周知，第一次“公车上书”其实并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的效果，毕竟，是一群在朝廷看来进京赶考的毛头学子而已，没有见过什么世面。但是，这样的行为却在民间推动了后期“国民问政”的良好风气，各种各样的议政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京城的各个角落。

而不甘平庸，坚持不懈的康有为，连续五次上书变法。当然，也是在翁同龢的鼓舞之下，光绪皇帝阅读了康有为亲自撰写的《日本变政考》和《彼得大帝变政纪》，读完之后，光绪皇帝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触动，由此，才萌生了必须要大力变法以挽救江山社稷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