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都洛阳，西北长安。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两座城市都是国都的首选。长安地处关中，有秦岭、渭河作为屏障；内有肥田，外有供给，人多地广，一旦有变，可以做长期抵抗的准备。洛阳从夏商周时，就已经成为天下的中心，地处九州腹地，境内丘陵交错，山川纵横，水系密集，又有适宜耕种的洛河平原。同样是一块上佳的宝地。

武则天放弃建都多年的长安，改迁洛阳，并不是长安过往的优势小时了，而是新形势的变化，让她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

武则天迁往洛阳，很大一个原因在于，长安作为一个国都，已经过于庞大，变得难以供养。作为一个国都，不可以避免的会聚集起大量的人口。经商为宦，贩夫走卒，皇族世家，庞杂的人口，让长安变得像一个臃肿的胖子。他们需要大量的物资。这是长安自身难以满足的。虽然这里也有土地可以耕种，但更多需要依赖从外面调入的粮食，才能满足消耗。

长安地区的物资，虽然可以依赖隋炀帝时的体系。这是一个以黄河为主，连接起长江、淮河，渭水，以及现代天津地区的庞大水系。正是依靠水系，才把江淮一带的粮食，运往长安。虽然路线很明确，但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很多问题。黄河本身是一个容易泛滥，聚集着大量淤泥的河流。运输路线常常被堵塞。

而且，在三门峡又有险峻的激流，这些都给运粮航行带来了很多困难。虽然在武则天以前，曾有一些清淤，用人力拉船的做法，但效果都很一般，计划也很难实行。运往长安的粮食，都不会太多，且成本极高。

唐高宗初年的鼎盛时期，每年也不过仅能往长安运送二十万石左右的税粮。这跟长安密集的人口相比，完全不成比例。所以，后来白居易才会感叹“长安居，大不易”。如果一旦遇到关中饥荒。民众只能自发逃往洛阳，甚至连朝廷都要迁都洛阳。倒不是因为洛阳自身产粮高，而是这里运粮更方便。

除了因为洛阳东部，就是当时中国的产粮地外，隋炀帝修建的京杭大运河，也让洛阳在运送粮食的问题上，比长安更容易些。

而且，当时武则天迁都的时候，国库财政收入还算不错，可以给迁都提供支持。当时武则天对政权的掌握，也较为牢固。这是一件重要的大事，虽然洛阳有当年隋朝修建大兴城的基础，但营建国都，毕竟耗费巨大。迁都涉及的范围极广，官员、平民，皇亲贵族，以及他们的随从家人。

迁都迁都不是简单的搬家，收拾锅碗瓢盆就可以。它涉及到千百万人的生计。许多人已经在长安附近扎根，祖先的坟墓已经修建，这里被视为故土。如果没有财政支持，迁都就可能酝酿成祸患。甚至根本无法提出迁都的事宜。武则天之后的中宗，睿宗，都无法迁都洛阳，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当时饥荒灾乱不断的缘故。

如果从武则天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周的举动看，也不难理解，毕竟洛阳还曾是周朝的国都。而在晚年确立继承人后，迫于政治压力，让她不得不再度迁都长安。这一举动，虽然有利于后来唐王朝的重新建立，却不利于现实形势的变化。所以，唐玄宗才会选择再度迁都。历史就是在这样反反复复中，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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