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 鲁道夫·霍斯（Rudolf Höss）

所以如果说德国犯有战争罪，事实上也可以说，美国法国和苏联也都犯有战争罪。而苏联在卡廷大屠*中所扮演的角色毫无疑问应该也属于反人类罪。但是纽伦堡不审判胜利者，不追究胜利者的责任，同时也不接受「相似非难」的辩护。所谓「相似非难」就是指控者犯有与被指控者同样的罪行因此指控者在道德上没有立场审判被指控者的罪行。

另外纽伦堡法庭的证据原则也是自创的，罪行证据以受害国或者联合国提交的证据为准，不需经过第三方的核实，也不接受被指控者的质证，所以尸体肥皂的故事就是这么出笼的。当年苏联在纽伦堡指控纳粹用犹太人的尸体制造肥皂，并真的提供了一块肥皂作为证据。正是根据这一证据原则，当年并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也没有人提出核实证据的真伪。证据就直接被法庭所接受。后来纽伦堡法庭在判决中宣称，“在某些情况下，企图利用受害者尸体的脂肪来制造肥皂。”这个所谓“尸体肥皂”的说法就是由此而来的。然而，在1990年，以色列官方的犹太大屠*中心否认了这个说法，承认肥皂的故事不是真实的。肥皂并不是由人体脂肪制成的。

所谓的“尸体肥皂”

简而言之，质疑纽伦堡审判公正性的观点认为，伦敦宪章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定义本身，就违背了禁止追溯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是为纳粹量身定制的罪名。但即便如此，这些战争罪行也不能说是德国所独有的，因为苏联美国法国和英国事实上也都有与此相似的行为。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哈伦·斯通的反对言论最为尖锐（Harlan Fiske Stone）他说：纽伦堡审判是一场骗局。不过是一场高级别的暴民私刑大会。他说，“对纳粹做什么我不介意，只是不愿看到以法律的名义、通过法庭的形式审判他们。也许我思想过时了，接受不了这种有点过于伪善的骗局。”

但是反对者认为，《伦敦宪章》所规定的审判原则，就是“胜利者不受审判”，以及“法庭不接受「相难辩护」”。「纽伦堡审判」就是胜利者对战败者的审判，这是一个基本前提，且不可能改变。

我们不妨来看看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纽伦堡审判中美国的总检察官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Houghwout Jackson）是怎么理解纽伦堡审判的。他在「纽伦堡审判」开始审理前曾经做过一个声明，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法庭阐述」吧。他说：让我们先处理这样一个观点：对这些人进行审判，是因为他们有罪。如果说他们是第一批被以法律的名义起诉的战败国的战争*，那么他们也是第一批以法律的名义，被给予申辩机会的人。他说：“纽伦堡审判是在此之前的法制历程中从未有过的尝试，但世界需要我们立即采取行动。尽管可能代价高昂，但这个需要必须得到满足。应该说此次审判不是完美的，也必须承认，此次审判可能未经过充分的调查很可能在以后的国际诉讼中也不会成为任何国家所接受的法制先例。但是对于审判来说，这是一个十分严谨的诉讼。至于将来如何评价，我们不得不留给历史学家来完成。”

美国总检察官 罗伯特·杰克逊

而在纽伦堡被判20年徒刑的德国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说（Berthold Konrad Hermann Albert Speer）“纽伦堡审判是必须的。对于这样的可怕的罪行，即使在一个独裁政权统治下，每个人也都有责任。“

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纽伦堡审判」，但一个审判者和一个被审判者的对纽伦堡审判的看法，基本可以概括出了纽伦堡审判的基本特征。所以关于纽伦堡审判，法律界可以继续争论其法律意义上的公正性，因为从法律意义上说，纽伦堡审判确实不能说是完美的。但从政治意义上说，纽伦堡审判是必须的，所有被控诉的纳粹战犯是罪有应得的。即便是胜利者的正义，但就像杰克逊大法官所说的，毕竟是给予了战败者申辩的机会。

「纽伦堡审判」最初的计划并不是只有一场国际审判。但是随着美英法苏间分歧与摩擦的日益加剧，继续的审判最后已经变得完全不可能了。实际上苏联与英美在战后世界利益的分配就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而纽伦堡审判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也加深了苏联与美英之间的猜疑与不信任。所以在1946年10月对主要战犯的首轮审判结束后，美国从1946年开始，到1949年在纽伦堡，又单独进行了另外12次的审判。所有这些审判中的法官与检察官均为美国人。而苏联和英法也在各自的占领区，各自进行了类似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