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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取泸定桥的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在泸定城召开政治局会议。

陈云说，会议主要决定了两件事：

一是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二是派他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

就是那次会议后，他离开长征队伍，在当地地下党组织的护送下，经成都、重庆前往上海。事实上，陈云去上海的任务，还有一项是寻找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决定。

当时，中共中央虽然已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但中国共产党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遵义会议决定撤换领袖，改变指导思想，这是非常重大的问题，需要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

恰好在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从任弼时来电中得知，中共中央离开上海后留在上海的机关，一直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的中共中央上海局，于1934年8月遭到破坏。

因此，当中央红军第二次打下遵义的时候，就决定派富有地下工作经验的潘汉年前往上海，去寻找地下党组织和共产国际的代表。红军占领泸定城以后，又决定派参加了遵义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前往上海。

在地下党的护送下，陈云经重庆到了上海。然后，他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与陈潭秋、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等，于8月5日离沪赴苏。当月下旬，潘汉年也乘船前往苏联。

他们到达莫斯科以后，向共产国际汇报了遵义会议的情况，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和支持，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在苏联期间，陈云还以廉臣的笔名，以一个被俘国民党军医的口吻，写成了著名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于1936年发表在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创办的《全民月刊》上，并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记述自己在长征中的经历，宣传了红军在长征中的英雄事迹，扩大了红军长征在国外的影响。

中央红军占领泸定城以后，即沿河南下，然后分路向东北方向的天全、芦山进发。5月31日，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奉命攻打飞越关。这是位于泸定县东南、汉源县西北的飞越岭上的一个垭口，海拔2800多米，山路陡峭崎岖，犹如鸟道蛇盘，极难攀登，是一个天然的军事要隘。

红四团决定派第二营第六连连长黄霖，率140多名战士从侧翼选道而上，出奇制胜。他们从左翼迂回攀援而上，爬上了飞越关北侧高达3001米的桌子山，然后从云端里猛然跳下，占领了敌方侧翼的警戒阵地。

敌人惊恐万状，立即疯狂反扑，战士们坚决把敌人顶住，最后各自手握仅剩下的一颗手榴弹，端着刺刀冲了上去，一下子把敌人打垮，乘胜占领了敌军的主阵地。

与此同时，从正面仰攻的红军部队也奋不顾身地冲上去，一直激战至深夜，将守敌全部歼灭，从而为全军打开了通向天全、芦山等地的通道。

6月2日，中革军委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作出了兵分三路迅速夺取天全、芦山，实现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部署。

具体内容是：

以红一军团（欠第五团）及红五军团为右纵队，归林彪、聂荣臻指挥，取道胡庄街、牛屎坡、石坪、小河场及其以西平行路，向芦山前进；红三军团、军委纵队及红五团为中央纵队，以战备姿势取道化林坪、大林头、水子地向天全前进；红九军团为左纵队，由泸定直向天全前进。

6月3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继续北上。

这时，敌杨森所部正在荥经、天全、芦山一带防堵红军北上。他看到中央红军势不可当，为了保存实力，便授意其第五旅旅长杨汉忠出面与朱德联系，由杨汉忠派人送来信函、部队番号和联络信号，提出互不侵犯的要求。

朱德总司令接信后，即决定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为红军北上创造有利的条件。于是，他立即复信杨汉忠，并通过双方的接触，杨汉忠部只朝天放枪以掩人耳目，红军也尽量避免同其接触，比较顺利地通过了荥经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