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史*载，比夏朝更早的是虞舜之朝，先秦并列表述“虞、夏、商、周”，尚书第一篇记载的就是《虞书》，韩非子更是声称“虞夏二千岁”，其中夏朝存世400多年，虞朝则是1500多年。

虞朝过于久远，处于五帝时代，司马迁也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传世史料极少，兼之夏朝还未搞清楚，又何言虞朝，因此如今基本否定虞朝存在。

然而问题在于：先秦时古人记录的虞朝，真的不存在吗？如果果真不存在，为何古人会杜撰一个虞朝？本世纪初，山西考古发现改写认知，庞大的规模规格，巧合的地理位置，与持续长达2000年的时间，让人不由得与虞舜联系在了一起。

上个世纪，在山西临汾襄汾县，考古发现“陶寺遗址”，根据所在位置与考古发现，如今普遍被认为陶寺遗址就是“尧都平阳”。

史*载，尧舜相距不远，舜曾是尧之臣，后来帝尧禅位于舜（或族名，或人名）。因此，以当时的交通能力来看，舜都要么就在陶寺遗址，要么与之相距不远。

本世纪初，在距离陶寺遗址40公里之处，考古发现“周家庄遗址”，面积高达500万平方米，迄今已知全国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与陶寺遗址是当时晋南最大的两座遗址。以上古生产力而言，城池主人必然非同小可、贵不可言。

考古报告显示：陶寺遗址距今4300—3900年，周家庄遗址上至仰韶时期、下至夏朝时期，但以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遗存为主。因此，陶寺遗址与周家庄遗址共存过数百年，相距如此之近，两者之间必有互动，那么这种互动之一是不是尧舜禅位？

问题在于，位于山西运城绛县的周家庄遗址，会不会是虞舜之都，有何依据呢？

首先，史记记载“舜，冀州人，居妫汭（ruì）。”其中，“汭”就是河流弯曲之地，周家庄遗址位于涑水河（黄河中游支流）下游的弯曲之处；现代学者考证，古冀州位于汾水或涑水河与黄河之间，周家庄遗址大致符合该特征。另外，山西运城夏县与平陆县一带，是商周“虞国”所在，在空间上与周家庄遗址基本重叠。

其次，竹书纪年记载“稷放丹朱（帝尧之子）”，现代考古发现老虎山文化南下攻克陶寺遗址，对应的当是“稷放丹朱”。既然丹朱是陶寺主人，那么舜就不可能立都于陶寺。而周家庄与陶寺遗址是当时最大的城市，显然最符合帝舜的地位。

第三，周家庄遗址规格、规模巨大，与陶寺属于同一级别，且距离陶寺遗址只有40公里，两者共存数百年.......那么，既然陶寺代表“尧都”，周家庄遗址显然就应该是“舜都”！更进一步说，陶寺代表“尧族”，周家庄代表“舜族”，两股势力长期互动、互斗。

第四，帝舜后禅位于大禹，说明禹舜部落相近，太远的话就很难产生交集。史*载山西运城夏县是“夏墟”，夏朝的发源地，后来迁都到二里头遗址。因此，从舜禹交集来看，舜都应当距离夏墟不远之处，周家庄遗址所处位置，比较符合当时的交通条件。

综合而言，周家庄遗址就是舜都，至于后来的“舜都蒲坂（位于运城永济市）”，或是后人误解，或是舜族后人迁徙到了此处，带去了舜族文化，从而被后世误解为舜都。

韩非说“虞夏二千岁”，以周家庄遗址来看，始于仰韶时期，距离夏朝建立有1500余年，大致对应虞朝统治时间，加上继承者夏朝大约400多年，恰好2000余年。

至于陶寺遗址，始于距今4300年，属于后起之秀，可能一度打破了周家庄的统治，建立了尧族统治秩序。但周家庄遗址势力再度崛起，舜又打破了陶寺遗址的统治。

因此可见，尧族在陶寺遗址，虞舜在周家庄遗址，两族互相争斗，尧族强大时虞舜臣服，虞舜强大时尧族臣服，或许由此儒家称之为“禅让”。后来，大禹崛起之后，权力又转移到了夏族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