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最狂野的梦想：征服珠峰》（2010）剧照。
太阳在青藏高原上升起来的时候，那个夏尔巴年轻人也开始清醒过来，不再是神志不清的样子了。有一阵他弓着背，盯着自己的脚，胸口上下起伏。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在慢慢恢复知觉的同时睁大了眼睛。最后，他的目光终于跟明玛和乔伊舍尔交接上了。
“发生什么事了？”他问。
明玛告诉他，他的氧气用完了，他们发现他处于毫无知觉的状态。那人摇了摇头，说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落到这步田地的。对这种情形明玛也不想苛求，但他还是告诫年轻人要多加小心。夏尔巴年轻人一个劲儿地用尼泊尔语说着“谢谢”，又过了几分钟他才站起来，最后说了一遍谢谢，然后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穿过这段岩石横切向前走去。
登顶才只是全程的一半
罗尔夫·奥斯特拉（Rolfe Oostra）睁开眼睛，看到自己两脚朝天。他背部躺在地上，头冲着山下，悬在一小段悬崖的边缘。我他妈是怎么落到这个地步的？
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冒出来一个头，天空灰蒙蒙的。但对于老资格的澳大利亚登山向导奥斯特拉来说，这点光线已经足以让他看清，现在他就在第二台阶底部下面不远的地方。他用双手抓住一大块石头，两腿转了半圈，直到恢复两脚朝下坐着的姿势。现在透过靴子中间往下看着北壁，他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差点就掉下去摔死了。如果他再多跌落一两米，他就会从悬崖那里飞下去，像一把大板斧一样飞下北壁，有可能一直要掉到2000米高的北壁最底下才会停下来。
奥斯特拉拱起背部，用双手从头到脚排查了一遍，看自己有没有受伤。简直像奇迹一样，他似乎并没有受什么重伤。但是，我是怎么从路绳上掉下来的？随后他想起来，那会儿他的氧气面罩出了问题。肯定是在他把上升器从一根路绳换到另一根路绳上的时候，氧气停止流动了。
现在，在他隧道一样的视野外围，他能看到有些灯光在晃动，就好像他是在高速公路上被警察拦下了一样。随着那些灯越来越亮，他知道自己必须在再次昏倒之前回到相对安全的路绳上。他手脚并用爬上雪坡，重新扣回到路绳上，然后想了想接下来该做什么。我昏迷了多久？他能想起来的最后一件事是见到了自己的一个客户，是一个名叫卡玛尔蒂普·考尔（Kamaldeep Kaur）的英国女人，大家都叫她卡姆，那时候她落在了他们这支登山队的最后面，掉队了。他四下看了看，没有看到她。她肯定已经爬上了第二台阶。就在这时，他被又一道亮光照得什么都看不见了，就好像有人把聚光灯打在他脸上一样。但他周围一个人都没有。那束光，是从他脑子里出来的。
上午9点30分，莱茵哈德·格鲁布霍费尔挤进了一群人中，大概有二十多人，大家就这样推推搡搡地挤在山顶，周围的雪地往任何方向都是低下去的。格鲁布霍费尔已经登上了世界之巅，但他发现自己既没有因为山体在大地上投下的三角形阴影而赞叹，也没有因为见到弯曲的大地而叹为观止，而是在死盯着不知道是谁的连体羽绒服的面料。每分钟都有更多人从山南山北两侧赶来推推挤挤地加入他们，好来一张必须要有的自拍。这感觉就好像在挤成沙丁鱼罐头的地铁上抢座位一样，而他也无比震惊地发现，有些人真的是在把他往道外面推。他心里想：这些混蛋都他妈什么毛病？
纪录片《最狂野的梦想：征服珠峰》（2010）剧照。
兰德格拉夫比他早几分钟到，这会儿正坐在峰顶北侧。他招手示意格鲁布霍费尔过去，随后往旁边挪了挪，腾出地方让他也能坐下。格鲁布霍费尔花一分钟时间定了定神，然后才过去跟兰德格拉夫握手，互相祝贺成功登顶。格鲁布霍费尔的向导扎西（Tashi）拍了几张照片。格鲁布霍费尔在奥地利为“观光大巴旅游”公司（Big Bus Tours）工作，他举起一面公司的旗子，上面写着：“观光大巴旅游。第一站，探险。世界之巅。”随后他拿手指比了个心。扎西又拍了一张格鲁布霍费尔和兰德格拉夫并肩坐在一起的照片，之后才放下相机。兰德格拉夫的羽绒服前面结了厚厚的一层冰。他摘下了雪镜，在早晨明亮的阳光下眯缝着眼睛。格鲁布霍费尔看向兰德格拉夫，看见他眼睛又红又肿，旁边还有深深的鱼尾纹。他看起来非常疲惫，但这也是意料之中。格鲁布霍费尔知道，自己看起来肯定也跟他一样狼狈。
面前终于出现一个空档之后，格鲁布霍费尔往北、往西都看了看，看到厚厚的云层逐渐笼罩了凌川峰和普莫里峰。他们的一位奥地利向导安德烈亚斯·诺伊施米德（Andreas Neuschmid）衣领上别着一台对讲机，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格鲁布霍费尔听出来是卡里·科布勒的声音，他在前进营地，一直在用一台鉴识望远镜观察自己队伍的进展。
科布勒说：“午饭的时候天气会变坏。你们赶紧下来。”
格鲁布霍费尔非常清楚，登山界有句老话，说的是登顶才只是全程的一半，而死在珠穆朗玛峰上的人，有70%都是死在下山路上。现在，一场暴风雪正在酝酿。他想起自己对安吉丽卡和小老鼠许下的承诺。飞去来已经飞到最远的位置，是飞回家的时候了。
格鲁布霍费尔费劲地站起来，转向兰德格拉夫，说：“喂，要小心啊。”兰德格拉夫茫然地看着他，什么也没说，但最后还是点了点头作为回应。几分钟后，他也站了起来，跟着自己的搭档开始下山。
“风积硬雪层”随时可能发生雪崩
几个小时后在前进营地，科里·理查兹转身对我说：“我在山上还从来没经历过这么漫长的夜晚。有那么一阵我都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牙齿就像动画片里骷髅的牙齿一样，咯咯嗒嗒地响。”
现在是午饭后，我们五个人围坐在山晖公司登山队用餐帐篷里的一张桌子旁。我、雷南和山晖公司的大本营负责人艾米丽·特纳（Emily Turner）坐在一边，科里和托波在我们对面，肩并肩瘫倒在两张折叠椅上。过去半小时，科里和托波一直都在讲，刚刚他们走那条新路线爬上东北壁时有多带劲。托波的鼻子看着就像一块放在太阳底下等着风*火腿，他脸上满是黑色的胡楂，眼神有些恍惚。科里的头发根根直立，他的鼻子也晒伤了。上次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他们身上无论是有什么火在燃烧，现在都好像已经被扑灭了。坐在我们面前的这两个人跟之前比起来，看着就像烧得只剩下空壳了一样。
第一天的攀登结束时，他们发现自己来到了海拔7400米的一面坡度为55度的石灰岩上，脚下是三十厘米厚的粉雪，非常松散。他俩精疲力竭，又没有地方搭帐篷，只能在楼梯梯级那么宽的一道屋檐上坐了一夜，腿就吊在屋檐外面。他们俩的保护点是打在上方一片松动的岩石里面的两枚岩钉，非常靠不住，他俩谁都不敢在上面承力。他们靴子都没脱就钻进了三季睡袋，结果发现他们所在的位置刚好能让顺着冲沟吹下来的雪直接灌进他们脖子周围打开的地方。没过多久，他们的睡袋就灌满了雪，他们发现自己被冰雪封住了，就像渔船的船舱里冻住的两条金枪鱼。
纪录片《珠峰清道夫》（2018）剧照。
那天早上在东北壁底下放东西的地方整理装备时，他们才发现把医疗箱忘在大本营了。也就是说，他们只带了一两剂口服的地塞米松，这是一种强效类固醇，可用于治疗高原肺水肿和脑水肿。他们希望，并且也认为自己不需要这种药物，但科里还是忍不住担心，这会不会是会带来灾难的一连串错误的开始。他瞬间想起几年前的一件事情，那次他差点儿在一次戴水肺潜水的事故中一命呜呼。那次悲剧也是从一个有些类似、似乎不会产生什么后果的事情开始的，但后来的连锁反应造成的结果是，他发现自己离水面还有30米，气瓶里却没有任何空气了。
他们的装备里有一顶很小的单层帐篷，两个温标为-7℃（20℉）的睡袋，六天的食物（每人每天2800大卡），一个炉子，几个气罐，一根长80米、直径6.5毫米的绳子，4个冰锥和一些攀岩装备。所有重量加在一起大概有34千克，他俩平分着背。随着天空渐渐由黑变蓝，他们俩一前一后地出发了。他俩没有系绳子，托波在前面开路，科里跟在后面一两米远的地方。他们仅有的保护点就是冰镐，用一根叫做“脐带”的短绳连在安全带上。
东北壁底部的楔形冰雪坡刚开始大概45度，但在他们朝着600米上方的一道冲沟爬过去的时候，坡度慢慢变得陡峭起来。科里和托波也是很不走运，这道坡上覆盖着一层石头一样硬的坚冰，冰上还有15到20厘米厚的积雪，非常容易滑倒，科里称之为“硬壳上的粉雪”。如果雪坡表面更好走一些，他们就可以用法式技巧走上去，也就是在陡峭的冰雪坡上侧过身来走之字形上升，脚踝向下翻转使两腿垂直于坡面，这样冰爪所有齿钉都能踩进冰面，同时用上坡方向的手握住冰镐，把冰镐当成手杖使用。
法式技巧是能快速爬上陡峭冰雪坡的有效方法，但通常只能用在尽管坚硬但还算好走的冰雪坡上，在这种冰雪坡上才有可能把冰镐镐尖扎得足够深，从而成为脚下一滑摔倒时自我制动的手段。但是，在科里和托波碰到的子弹都打不进去的坚硬冰面上，唯一安全的攀爬方式是德式技巧，也就是面朝冰壁，将冰爪前齿踢进冰壁，同时也要努力只靠冰镐镐尖牢牢抓住冰面。但陈年的冰层很脆，镐尖敲击时很容易碎裂剥落。往上每走一步都需要挥动好几次冰镐，才能咬进更结实的冰层中。由于这段冰雪坡只有45度的样子，他们不得不弓起身子离冰面很远才能把冰镐抡起来，给他们的后背下部和小腿肚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科里这一年的训练就像魔鬼训练一样，但他很快意识到，他本应少花些时间去打造有氧耐力，而多花点时间去专门锻炼腿部肌肉。他的小腿很快就疼得像要燃烧起来。
太阳升起来时，他们像两只小虫子一样趴在上面的冰海变成了棉花糖的颜色，他们正在进行的浩大工程一下子淹没了他们。科里感觉他们就像骑在大地的一道巨浪上，这道巨浪高高刺入了天空。地心引力拉着他的脚后跟，既让他内心感到恐惧，同时也给了他一种很振奋的感觉。他用了自己生命中一年的时间，就为了这一刻。
攀登仍然单调乏味又无休无止，他们也没办法让小腿稍微放松一下，就这样又持续了几个小时。最后，他们终于来到了他们整个上午都以之为目标的那道冲沟。这里积雪更深，表面有一层硬壳。踩穿雪面的硬壳踩出一个坑，他们就能站稳了。但硬壳下面的雪像羽毛一样，非常松软。这种雪面就是所谓的“风积硬雪层”，出了名的危险，随时可能发生雪崩。这层硬壳也非常不结实，他们每走一步，都会像鼓面一样震颤。
走完硬层，他们遇到了一根根亮蓝色的冰柱，从陡峭的岩壁上垂挂下来。有些地方的冰柱直上直下，还不到60厘米宽。这就是科里和托波从2016年首次想到要走这条路线以来梦寐以求的那种极端地形，但现在真面对这种地形时，科里却没那么有把握了。这些冰柱让人望而生畏，根据过去的经验他也知道，这会比看起来更难爬。如果冰层像他们在最下面碰到的那样特别脆，爬起来就会特别吃力，也会非常慢。科里看得出来，托波这时候已经迫不及待。他渴望一展身手，但科里不想。他俩简单商量了几句，科里说服托波，他们应该绕过这一段走左边的一道冲沟，到上面再切回来。
到他们成功进入下一道冲沟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太阳高高挂在头顶，没有风。穿着连体羽绒服的他们开始觉得太热了。像煤一样黑的石块吸收热量化开周围的冰层，像雨点一样从上面落下来，这时这座山也变得好像有了生命。石块中小的有高尔夫球那么大，飞过他们身边时嗖嗖作响。大一些的会有柚子那么大，会尖啸着像炮弹一样向他们打来。
纪录片《珠峰清道夫》（2018）剧照。
他们整个下午都在攀爬，冒着被落石砸中的危险，沿着最容易走的路线前进。晚上7点，他们来到深色石板组成的一道大上坡，上面盖着松散的粉雪，下面的松散石块像拼图一样破碎。他们每走一步，冰爪下面都会蹬下去好多小石块。现在也没有地方能让冰镐成为保护点了，无论谁只要脚下一滑，就只能飞流直下三千英尺（900米），到东北壁底部才能停下了。托波在前面开路，渴望着进入未知地带。科里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在亦步亦趋，勉力跟随。托波在一段狭窄的平台那里停住了，等着科里赶上来。
托波问道：“感觉咋样？”
科里回答：“不怎么样。我不喜欢在黑暗里攀爬这样的地形，我会觉得不舒服。我觉得今天可以到此为止啦。”
托波点了点头，没说什么。在正需要踩油门的时候，科里踩了刹车。托波想爬个通宵，这么做实际上很明智，因为并没有合适的地方搭帐篷。现在停下来只会消耗他们的体力，浪费宝贵的时间。现在正是拿出点男子气概、奋勇前进的时候，但科里已经失去了勇气。
十二小时后，这两个人在各自的冰壳里瑟瑟发抖时，阳光慢慢从东北壁顶端走下来，走向他俩惨兮兮的露营地。科里几个小时前就已经决定，这次登山就此结束。午夜的时候他把自己这个想法告诉了托波，托波当时也同意了。几乎要冻死的这样一个夜晚，也浇灭了他继续往上爬的热情。但阳光终于照到他们身上时，一切看起来似乎又没那么糟了。托波燃起炉子，几分钟后他们俩都坐在阳光里，小口小口地喝着热茶。恢复了一些生气之后，他们认为自己还没有完全决定放弃。但四个小时后，他们感觉到了抖抖索索一晚上没睡觉给他们身体带来的损害，也终于认识到爬得越高，只会让他们陷入越大的麻烦。他们掉头了。又经历了七个小时单调乏味又险象环生的攀登，他们摇摇晃晃地走上东绒布冰川，走向营地。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冻伤只是时间问题
现在又是24小时过去了，他们俩和我们一起喝着茶，舔舐着伤口，计划着下一步行动。
科里说：“我当然还没决定完全放弃这个登山季。”“我也是。”托波说。
话题转向他们这次上山学到了什么，以及下次尝试时他们该如何调整战术。他们会削减装备以减轻负重，他们会只在晚上攀登，因为气温较低就不用那么担心落石了。他们会坚持走雪沟中间，那里的立足点会更安全。但这一切都让人觉得挺敷衍。我感觉他们已经结束了，也许科里和托波也感觉到了。科里又补充道：“我听说下一个合适的窗口期可能要到6月1日才会出现。”
这下轮到我感到泄气了。我说：“要是下一个空档要等到那时候，那我们就死定了。还有8天呢。他们肯定不会让我们在这儿待那么久。就算他们允许我们在这儿待着，就这么在前进营地坐上一星期，我们也废了。而如果我们下撤到大本营，那也就这样了——他们肯定不会允许我们回到这里。”
特纳的对讲机每隔几分钟就会发出一阵刺耳的声音，给我们带来上面3号营地的消息。山晖公司的“极速攀登”登山队昨天下午抵达突击营地后，当时就做好了同一天前去登顶的准备。但他们的向导担心山上人太多，便决定让这支队伍在突击营地多待一天。他们在帐篷里挤成一团，准备今天晚上10点出发去登顶，然而与此同时，一场威猛的暴风雪也正在酝酿。山体上部刮着狂风，雪下得很大，能见度也很低。每当有人在对讲机里呼叫特纳，都能听到呼呼的风声，以及帐篷的外帐不停拍动的声音。现在看来，“极速攀登”登山队也是赌了一把天气，结果赌输了。我看到科里和托波对视了一眼，是心照不宣的眼神。我想，他们也许正感到庆幸吧，因为自己安安全全地身在前进营地，而不是在“事件视界”上面的某个地方跟狂风暴雪作斗争。
特纳的手机响了一声，收到了一条短信。她从桌子上拿起来一看，是卡里·科布勒发来的消息，他们的队伍正试图从峰顶下撤。
她说了一声：“坏了！”随后脸上所有血色都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