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渔民拉起船头的柴油机，准备出湖。摄影/本刊记者 霍思伊）

长江最后的渔民

本刊记者/霍思伊

发于2019.12.9总第927期《中国新闻周刊》

张元州结过两次婚，有7个孩子。

他1952年出生，生在鄱阳湖的一条船上，打了一辈子鱼。早些年，渔民不知道什么叫计划生育，第一任老婆给他连生了五个男孩后，失足落水，没了。第二任老婆又给他生了一男一女。

如果从新中国成立时算起，他是江西省都昌县的第一批渔民。这些渔民大多是40岁以上的中年男人，没读过书，很多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有些人甚至不会讲普通话。不少渔民祖辈世代打鱼，除了开船、收网和辨认各种鱼，没有其他技能。他们视水为田，一辈子不愿离开，也不敢离开。

“渔民越捕越穷，生态越来越恶化，这是个恶性循环。”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长江办”）主任马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现在，到了不得不离开的时刻。2019年1月，在“长江大保护”的总体战略下，国家决定对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全面禁渔，从2020年元旦开始，分步骤推开，禁渔十年。马毅在渔政系统工作了30年，他感慨：这么大范围、这么长时间的禁捕管理，涉及这么多渔民的退捕工作，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他去查国内外的资料，找不到任何经验可以借鉴。

长江流域和沿岸湖泊纵贯8100公里的水面上，11万条渔船和近30万渔民，即将彻底告别长江。但如何找到上岸的路，很多人都没有方向。

​（渔民正在鄱阳湖岸边晒鱼，以体形很小的棍子鱼居多，间或有银鱼，晒干后比活鱼卖的好。棍子鱼便宜，10元/斤，银鱼少见，也卖得贵，能卖到800元/斤。摄影/本刊记者 霍思伊）

四个月和十年

黄昏的时候，鱼在动，人也在动。詹定林双手的指节绷紧，手腕发力，向上一甩，一下就将50米长的渔网放了下去。船晃了一下，他也跟着晃了一下。

作为一个打鱼快四十年的老渔民，他有一双粗砺的手。这是一双典型的渔民的手，深褐色，深深浅浅的印记，有些是勒痕，有些是被网或铁皮刮出的口，还有些是摘鱼时为了钩住活蹦乱跳鱼的鳃，被锋利的边缘割伤。

接近腊月天，湖面温度低，气温只有零下2℃。寒冷让詹定林干起活来浑身没劲，他急忙把两只手搓了搓，又放在嘴边哈了口气，气很快凝结成雾。往常下了网，詹定林就会在船上放一个板凳，裹上袄子，坐下看天渐渐变暗。在湖中央，县城的灯光透不过来，黑得纯粹，但他不怕。

渔民最怕的是风浪。果然，风向变了。

2018年底，詹定林所在的水产大队里开始流传一个消息：国家即将实行全面禁渔，为期十年，从以前的春季四个月禁渔延扩到全年。全体渔民都要转产上岸，所有船和网具由国家统一回收，统一销毁。

詹定林所在的水产大队，属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在都昌，县辖24个乡镇中，21个沿湖，湖岸线绵延185公里，涉及鄱阳湖1/3的水域。总人口83万中，1万多是渔民。对终日“以船为家，以水为生”的渔民而言，水就是他们的“土地”。

渔民对禁渔并不陌生。从2002年起，在春季繁殖季节，为了让亲鱼顺利产卵、保护幼鱼长大，国家在长江流域开始试行春季禁渔，为期三个月，从每年的4月1日开始，持续到6月30日。但专家们发现，鱼在4~6月排卵之前，会在3月大规模怀卵。而渔民出于禁渔前“能多捞就多捞”的心理，在3月的捕捞会达到一个高峰，反而不利于鱼的繁殖。因此，从2016年开始，禁渔期提前一个月，从每年的3月1日开始，延续四个月。

2019年开春，消息得到了证实。1月，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三部委联合印发了《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对十年禁渔给出了明确时间表：2019年底前，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区要完成全面禁捕，停止所有生产性捕捞；2020年底以前，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除保护区以外水域要实现全面禁捕。

目前，我国共有332个水生生物保护区。长江办副主任赵依民指出，长江流域全面禁捕工作将分步骤实施，率先启动的是水生生物保护区，其后将是长江干流、重要支流以及大型通江湖泊。

根据《实施方案》，禁捕范围包括青海、云南、四川、贵州、甘肃、陕西、重庆、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和上海等14省市，纵贯长江上中下游，除青海、甘肃、陕西、河南4个省没有需要退捕的合法渔船，其余10省市涉及退捕合法持证渔船11万多艘，渔民约27.8万人。

长江办主任马毅指出，除此之外，对一些地方认定的重点水域，还可以有自主权扩大禁捕区。

在江西，时间表被提前。根据2019年9月发布的《江西省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实施方案》，决定将长江干流江西段的禁捕，与全省水生生物保护区禁捕时间同步，提前一年，都从2020年1月1日起开始禁捕。

和其他沿江省份不同，江西还拥有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禁捕水域在全长江流域占比超30％，禁捕工作面广、量大、难度不小。在鄱阳湖区，共有14个重点禁捕退捕县，含传统渔村300多个、渔民1.95万户、超10万人。

都昌县，被划为了水生生物省级自然保护区。按计划，要在年底前完成所有退捕工作。詹定林所在的水产大队，共有500多户，近4000人，90％都是渔民。村支部*在村委会上宣讲政策，这次要全面禁湖，大家积极转产上岸，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和村里反映。但只有二十多个人参会，和以往的很多次村会议一样，出席的人数寥寥。但这一次，与以往不同，影响太大了，全大队村干部全体出动打电话，确保通知到每家每户。

很快，省里也派人来调研，问詹定林：“你有多少条船？铁船几万块打的？多少网和虾笼？以后转产想干什么？”詹定林只说：“鱼要生存，人也要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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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捕和偷捕

渔民们眼里的好年岁，是上世纪80年代的“黄金十年”，渔民从困苦的六七十年代，进入全国经济开始腾飞的改革开放初期，工具的改进让捕鱼的效率提高了不止一倍。渔民不再手摇划桨和人工收网，各种马力的机帆船穿行于鄱阳湖的水域间，捕捞用柴油机也代替了人工推绞车起网，大型连网开始普及。

鱼好打，也好卖。上世纪90年代初，渔民的生活比种地农民要富裕得多，旺季时，一个月能赚三四千元。

但“黄金十年”太短暂了，变化来得太快。以1992年上海浦东开发为标志，长江沿岸城市的平地高楼起，越盖越高。上游的林地、草地面积则明显减少，中下游湖泊、湿地大面积萎缩。

与“长江大开发”相伴的，是采砂泛滥。尤其在20世纪的头十年，长江主河道采砂行为于 2000 年被全面禁止后，鄱阳湖很快成为世界上开采量最大的采砂点。

采砂看上去对渔民的影响不大，反而会让鱼更好打一些。采砂留下的洞变成一个个水坑，有的深达几十米，在枯水期，成为天然渔场，鱼不会随着水迅速退走。渔民在这些坑里捞，一捞一个准。而且，采砂时，大型机器把沙子抽出来，湖水变得浑浊，鱼看不清路，无处可逃。

但实际上，过度采砂给湖泊带来了灾难。江西师范大学鄱阳湖湿地与流域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015年发表在《地理学报》上的一篇论文显示：2001年~2010 年间，鄱阳湖采砂面积达260.4平方公里，重量上相当于 1955~2010 年以来鄱阳湖自然沉积量的6.5倍。采砂使通江河道的过水断面扩大，加快了湖水注入长江的速度，使枯水期提前、延长，打鱼周期被大大缩短。

渔民心里清楚，要在沙坑里找鱼，说明鱼越来越不好打了。渔民开始想办法，从上世纪90年代起，家家都开始用电网。在都昌，电网打鱼学自江苏，嫁过去的渔家女儿、两边走的亲戚带来了这个技术。和江浙等地相比，江西用电网要晚了几年，但普及很快，因为效率惊人。渔民用普通渔网，一年中有半年打鱼，只能赚十万元，而用电网捕鱼，两个月就能赚到二三十万元。

“形势逼人。”林青山说。

他今年42岁，只读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帮家里打鱼。成家后，有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和城里人一样，我也想让孩子读书，渔村也想有变化，但变化只能靠自己。”渔民并非不知道，电网捕鱼对鱼不好，但不用电网就打不到鱼。“赚不到钱，小孩就不能读书”，林青山很无奈。

每到深夜，绑着电极的线杆从船头伸入水中，这是一种“断子绝孙”式的捕捞方式。一张电网下去，大小鱼全死光，没捞起来的也死在湖底，少数存活下来，性腺发育也受损，繁殖能力基本丧失。高压电流下，虾、贝壳、藻、浮游生物也大量死亡，整个水域的生态平衡被破坏。

和渔民打了三十多年交道的都昌县渔政局干部詹定鹂，能理解渔民的苦处，但在打击电网上，他从未放松。近年来，打击电网有了不错的效果，但执法难度依然不小。像电网这种非法捕捞工具，都是渔民自制。在网上买了发动机、柴油机和网，穿两根铜丝进去，再用绳子一绑，就可以下水。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国家就已经对电鱼、炸鱼、毒鱼等行为明令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政法》均明文规定，禁止使用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内，各地打击电鱼的效果不佳。

像所有的县域治理难题一样，打击“酷渔滥捕”的一个基层困境是：熟人小社会里，执法者和被执法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多位渔民和渔政人员对此说得坦诚。有时候考虑到渔民的困难，只要不太过分，当地渔政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执法时，暴力抗法的一般都是外地船，本地渔民被抓到，一般都是求情，因为大家都认识，跑也跑不掉。另一方面，渔民也常常是执法者的眼睛和耳朵。看到偷捕的船，他们会第一时间通知渔政，双方在实际上结成一种“合作”关系。

除了电网打鱼，进入千禧年后，一个更重大的变化是，渔民开始捕虾，因为虾更赚钱。虾笼不贵，15元一个，一斤虾能卖到二三十元，一晚上能捕几百斤，赚上千元。而鱼不值钱，别名胖头鱼的鳙鱼不到10元一斤，白鲢只能卖两三元一斤。

捕虾是季节性活动，只集中在五六月份，正赶上春季禁渔期，因此近年来，渔民偷捕虾的行为增多。林青山算了一笔账，如果一年赚15万元，其中仅捕虾就赚到12万元，打渔只能赚3万元，虾的利润是鱼的四倍。因此，这次十年禁渔，所有的生产性捕捞行为被“一刀切”式的全面取缔，也让渔民们不满。

从恢复生态的角度，林青山赞同禁渔。但他困惑的是，“上岸后，你让我们怎么生活？”林青山说，2002年春季禁渔前，他一个月能赚三四千元，要养两个老人和四个孩子。禁渔后，政府给每户一年500元补贴，但只给了一年，之后再也没有了。

对春季禁渔，国家并没有强制规定各地进行补贴。实践中，各地根据地方财政的实力，采取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市、县是零补贴，有些地方按每月每艘船进行补贴，多则六七百元，少则是一二百元。

每年四个月禁渔，让渔民收入锐减，因此总有人偷偷捕鱼。渔民会趁渔政人员不上班的时候，早晚偷偷下水。偷捕的时候不开船，渔民穿着潜水衣下湖，拿着几张不大的网，在湖汊滩涂间捕鱼，这些地方渔政船进不来。如果听到渔政巡逻的快艇声音，他们就悄无声息地上岸。渔政来不及抓，抓也抓不过来。

但渔民心里也很明白，继续捕下去，只会越捕越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