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顾炎武，他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众人熟知。作为一个亲历明朝惨痛灭亡经过、又积极参与抗清斗争的学者志士，这句话体现着顾炎武对责任担当的深刻认识。历史风云变幻，滔滔大势难以力挽，在清朝初年一系列抗清活动失败之后，顾炎武对这份责任担当有了全新的思考与诠释，开启了另一条担当之路。

在我国古代知识分子中，顾炎武是*颇为推崇的一位。学生时代的*曾把顾炎武《日知录》序言中有关顾的政治行宜和讲求实学的内容，抄录在自己的《讲堂录》里，奉为立身行事的准则，还把顾炎武标举为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可师”的“文而兼武”之人。

顾炎武认为读书人应该有“救民于水火之心”。顾炎武50岁以后长期寓居山西、陕西地区，对西北地区的贫困情况进行了详细考察，除了建议政府在西北招抚流亡百姓开辟旷土发展生产外，还提出在西北种棉花、搞纺织，以缓解当地的贫困。他虽然没接受大清朝廷的征召任命，但是他的救民治世思想对于清代康熙朝以后的一些政策是有影响的。顾炎武通过他那些身在官场的亲戚、朋友们，用自己的经世致用思想以及总结的一些有利国家百姓的措施，去间接影响当时朝廷的政策，以达到他救民于水火的目的。

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对于后来清代一些著名官员也有很大的影响，如陶澍、贺长龄、林则徐、何绍基、曾国藩、左宗棠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关于社会治理，他直言不讳、态度鲜明地指出追求利益是人类行为的出发点，不能刻意回避这一点，而应该利用其积极面，调动所有人做事的动力，“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这显然大不同于宋明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教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