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亚拉长期在外，极少能照顾家庭。2003年，他和杨梅的第二个孩子刚出生3天，就患上风疹，当时迪亚拉正在乡间奔波，等他知道消息赶回家，已经太迟了，孩子最终没能抢救过来。那是他最深的痛，山里医疗条件太差，连自己的儿子生病都来不及医治。这痛苦，也让迪亚拉更加坚定了扎根西南山区的决心。

来中国37年，迪亚拉错过了许多，也收获了许多。1998年，在武汉抗洪前线，迪亚拉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他选择留在堤坝上。他说：“如果我离开，就是一名逃兵，将来没有脸见天国的母亲。”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时，他正带着8名志愿者在去往麻风村的路上。

儿子从小看爸爸这么忙，生气的时候曾和爸爸说长大后不要当医生，迪亚拉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当医生确实很累、很苦，但你要知道，医生做的事可能会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村落，乃至一个社会。”这些话，儿子听进去了，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心理医生，作为联合国志愿者，前往苏丹、肯尼亚难民营提供支援，这让迪亚拉无比欣慰。

现在的迪亚拉每月有一半的时间在云南培训、义诊，另外一半时间回到成都工作，杨梅和女儿则留在昆明。一家人分隔两地，但无论多忙，每天都会视频。

迪亚拉家里珍藏着一顶帽子，那是他去青海玉树义诊时一位村民送给他的。

这顶帽子是对他的激励，“每一个医生都肩负着救死扶伤的责任，不分国籍、民族和职位，哪里的生命有需要你就应该去哪里。”

杨梅也计划着，等女儿长大一些，还陪他一起上山培训，去村里义诊，“我们两个不分开，他在哪里，家就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