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常言“三妻四妾”之说法实则是一个法律误区，从古至今，法律从来都只规定了“一夫一妻”制度，并未对“一夫多妻”予以法律确认。

之所以造成如此重大误区，实则是在妾的理解问题上出现了偏差。中国传统上，一个男子只可以有一位正室，此乃正妻，其它的合法配偶皆称之为妾。

有名分的妾又称侧室、偏房，她们的存在虽然被家族和社会认可，但地位与妻却有着云泥之隔，无论表现在家族、社会还是死后的待遇上。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妾一直在家庭生活中处于合法的地位。甚至在1910 年颁布的《现行刑律》中，还有关于妾的明文规定，例如：

“服制图”包括了“妾为家长族服图”，在婚姻法相关条文中有“妻妾失序条”，在犯奸条文中有“纵容妻妾犯奸条”，在斗殴条文中有“妻妾殴夫条”等等。

民国成立之初，由于未及颁行新的法律，仍然沿用了《现行刑律》有关内容，只是删除了部分与国体相抵触的条文，改称为《现行刑律民事有效部分》。

所以，从古代到民国初年，妾一直都具有其合法地位。

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于男女平等、废止纳妾等思想原则成为国民党的党义，不可动摇，所以法律的编订不得不一方面要体现党义的立法原则，而另一方面又必须要照顾到众多纳妾者（当然包括很多达官显贵，甚至是法律编订者或执行者等）的利益，从而造成了法律关于妾的特殊处理方式，这就直接决定了妾在实际生活中的命运。

亲属法制定之初，法律编订者曾向中央政治局会议请示过关于妾的问题当如何规定，他们曾提议：

“妾之问题可否另以单行法解决：谨按我国向有纳妾之制，其既纳之妾及其子女，其所处之地位如何，如别无明文，难资适用。可否另以单行法解决……”

后经中央政治局决定，有关妾的问题，法律无须规定。其理由是：

“有关于妾的法律制度，理论上应当废止。虽然妾在事实上尚且存在，但其地位如何，无需以法典或者单行法的形式规定出来。至于其子女的地位，例如亲属结婚限制及遗产继承问题等，与婚生子女相同，已经分别规定，因此不需要再另行解决。”

虽然法律上未对妾做出规定，但这并不能消除、禁止纳妾行为，反而在实际上等于默认、纵容了妾的存在，为纳妾大开方便之门。

因此，这一时期社会上的纳妾现象根本未见有所减少。尽管立法者反复强调着妾之制度已经废止，但实际上在《民法·亲属》施行后，以纳妾为契约目的之行为者，实则繁多。

法律对于这一现象当然不能置若罔闻，所以，在《民法·亲属》颁行后，不得不在判例和解释中对这一问题加以弥补。

根据最高法院的判例和解释例，法院认定：凡在民法施行前嫁人为妻而居于后娶地位者，仅取得妾的身份（最高法院1933年上字第163号判决），其法律地位仍从旧制。

对于民法亲属编实施后，再不得以纳妾为缔结契约之目的的，如有此类的行为，即属于与人通奸，其妻自得依民法1052 条第二款提起离婚。

对于亲属法实施后事实上的妾之身份，依照《民法·亲属》第1123条的规定：

“一个家庭之中，除了家长一外，其余的都是家属；虽然不是亲属，但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居住在一起的人，视为家属。”

这一条虽然没有明确点出妾的字样，但是此条中所指的“虽不是亲属而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的同居一家的人”很显然包括了妾在内，依据这一法条之规定，妾即可以取得家属的地位。

而司法院1932年院字第735号解释例的指出：“虽现行民法不规定有关妾之内容，但妾与家长是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而居住在一起的，依民法第1123条之规定，应当视为家属。”

这一解释使得 1123 条的条文得以具体化，据此，妾的家属身份，已无疑义。

虽然妾之以家属身份存在，但其妾之身份在法律上是不被承认的。根据司法院解释，自《民法·亲属》施行以后，若有以纳妾为缔结契约之目的的行为，即属与人通奸。

因此，若丈夫纳妾，妻子便可以通奸之理由请求法院判决离婚。但是根据最高法院判例之规定，若丈夫纳妾得到妻子的许可或者默许，妻子则不能据此提出离婚。

所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立法与司法实践，都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妾制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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