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葬礼结束，我和两个妹妹准备离开，大姐突然拉住我们说：＂妈走了，但我们四姐妹不能散。＂这句朴实无华的话，让我忍不住泪奔。
村里的泥土路还是那么熟悉又陌生，雨后空气中弥漫着青草和湿润泥土的气息，像极了小时候放学回家的味道。
一阵冷风吹过，我不自觉地裹紧了身上的棉袄，那是母亲去年冬天亲手缝制的最后一件衣物。
我叫林巧云，今年四十有五，是家中老二。大姐林巧梅比我大三岁，三妹林巧荷小我两岁，小妹林巧竹是最小的，与我相差五岁。
父亲在我十五岁那年因水泥厂事故离世，从那以后，家里的重担就落在了母亲和大姐身上。
八十年代初的县城，家家户户还在用粮票布票。没了父亲的工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母亲借钱在街口支起了小食摊，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和面、切菜，天不亮就支起小煤炉子，开始一天的忙碌。
我至今记得她手上的老茧和被热气熏得通红的脸，还有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
＂云儿，帮娘把这碗胡辣汤送到对面修车铺老张那儿去。＂母亲的声音总是带着倦意，却从不抱怨。
大姐十八岁就辍学了，到县城纺织厂打工，那时正值国营企业兴旺时期，进厂是多少人挤破头的事情。
＂厂里管饭，还有宿舍住，一个月四十多块钱呢！＂大姐拿到第一个月工资时，眼里闪着光。
那时的我，正是叛逆期，不懂事又爱面子。上高中后，每次经过母亲的小摊，我都会绕道走，怕同学看见笑话我。
＂看那个戴眼镜的，她妈就是卖早点的。＂有次我听见同学这样议论，心里既难过又羞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放学后我经常和同学瞎混，去镇上的录像厅看港台电影，回家写作业就应付了事，成绩直线下滑。
母亲总是坐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看见我回来，眼里闪过欣喜，却又不敢多问我学习的事情。
＂云儿，你爹走得早，妈没文化，就指望你们几个争气。你是姐妹中最聪明的，别辜负了这份聪明劲儿。＂母亲这样对我说过无数次。
我那时只觉得烦，心想：您懂什么？现在不比从前，读书有什么用？早点出去赚钱才是正经。
高考那年，我落榜了。班上不少同学都考上了大学，我却连个专科都没捞着。
母亲得知结果时，只是默默地多炒了一个我爱吃的酱爆茄子，什么也没说。但我看到她在院子里偷偷抹眼泪的样子，心里又是愧疚又是不服气。
＂考不上就考不上，大不了我出去打工！又不是只有读书这一条路。＂我把准考证撕得粉碎，扔进了院子里的铁桶。
一气之下，我收拾了简单行李，决定南下打工。那时候，沿海城市刚开始改革开放，到处都传说着＂南方遍地是黄金＂的故事。
临行前一晚，大姐悄悄来到我的小屋：＂这二百块钱你拿着，到了那边租房子用。＂她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沓皱巴巴的钱，还有一件灰色的毛线衣。
＂这是妈熬了好几个通宵织的，说南方冬天虽然不下雪，但阴冷得很，让你晚上睡觉盖着，免得着凉。＂大姐说着，眼圈有些发红。
我嘴上不在乎地应付着，心里却泛起一阵暖意。但年少轻狂的我，哪会想到那二百块是大姐攒了半年的工资？那时厂里每月只发四十多块钱，她能省下二百块，得多少日子不买一件像样的衣服，不添一口热乎饭啊。
坐在开往广州的绿皮火车上，车厢拥挤嘈杂，弥漫着汗臭和烟味。我把那件毛衣团成一团塞在包底，像是要把对家的愧疚一并塞进去似的。
南方的生活比想象中艰难。刚到广州，我被骗掉了五十块钱＂介绍费＂，好不容易才在郊区一家电子厂找到工作。
那是个＂三来一补＂的港资厂，流水线上全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年轻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起早贪黑，手指被电烙铁烫出一个个小水泡。
春节回家时，我特意买了件的确良衬衫和一条的确凉裤子，还戴了块电子表，在村里走起路来都觉得腰板硬了几分。
＂我在厂里当小组长呢，管着十几个人嘞！＂我夸张地比划着，村里人羡慕的眼光让我有些飘飘然。
母亲听了，眼里满是自豪：＂我就知道我家云儿有出息。＂她抚摸着我带回来的收音机，像摸着什么稀世珍宝。
短短几天过去，我又匆匆踏上南下的火车。这一走，便是三年。头两年还会寄些钱回家，后来工作渐渐稳定，渐渐地，我开始有了自己的生活圈子，与家里联系越来越少。
＂等我有出息了再回去，让全村人都刮目相看。＂我总是这样给自己找借口。
一晃十年过去，我从流水线女工做起，当了小组长，又做了生产主管。厂里的＂三来一补＂政策结束，改制成独资企业，我跟着一位老板又干了几年。
直到那个冬天，接到三妹的电话，说母亲病了。
＂不碍事的，就是有点咳嗽，老毛病了。＂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依旧坚强，＂你在外面好好干，家里有你大姐和小妹呢。＂
我匆匆请了假回家。从县城坐班车到村口，再走半小时的土路。恍然间，这条路似乎比记忆中短了许多。
推开那扇熟悉的木门，＂吱呀＂一声，像是多年未见的老友发出的叹息。屋里的陈设几乎没变，土炕、木桌、那口缺了瓷的搪瓷脸盆，甚至连墙上挂的那幅＂福＂字都泛黄发卷。
只是墙角多了一台老式14寸黑白电视机，还有我寄回的电饭煲和收音机，整齐地摆在八仙桌上，像是什么宝贝似的。
母亲坐在炕上，身上盖着我小时候用过的那条蓝底白花的被子，看见我回来，老人家眼睛一亮，撑着炕沿就要下地。
